作者：金美来 

在2014年岁月号的悲剧、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症的流行以后，韩国社会的安全意识倍增，政府对灾难的紧张程度也明显提高了。正因为如此，在1月20日，发生第一例新冠病毒确诊案例的时候，韩国政府不排除此病毒流行的可能，要求保健部所属的疾病管理本部迅速召集医疗机关及企业代表，与他们讨论在开发中的病情诊断方法。同时，把国家灾难等级从“关心”级别上升到“注意”级别，以提高人们对病毒的警惕。

可以说，韩国政府的初期应对相当迅速、妥当。那么为何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韩国疫情局势就陡然严峻起来了呢？

现在的主流舆论倾向于将此怪罪于一个叫“新天地”的邪教组织的擅自行动上。大数据证明，这一判断不无道理。自2月18日住在大邱（位于韩国庆尚北道的大城市）的61岁“新天地”教徒被确诊之后，仅仅两天内，大邱和庆北地区就新增了51个感染者，并首次出现了死亡病例。以此为起点，韩国疫情呈现出失控的态势，确诊规模以几何级数增长，连日维持在三位数。2月23日，以国务总理为首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成立，政府发布的灾难等级从“注意”级别提高到“严重”级别。大邱忽然就变成韩国的武汉了。目前在韩国有9661名确诊者，其中82%在大邱-庆北地区发生，58.7%的确诊者与新天地教有关。由此可见，新天地教的确是造成疫情急速恶化的罪魁祸首。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不少中国朋友问我：“政府既然知道新天地是邪教，怎么可以置之不管？换言之，如果说新天地是害人不浅的邪教，国家与政府为何至今束手旁观呢？”

我的回答是：终究还要归因于政治问题。虽然经过前面提到的一系列事件，韩国政府得到了严重教训——对灾难的总负责在于政府，政府才是灾难治理的主控台。但这样的短暂性觉悟无法医治体制固有的病痛。

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所理想的国家是警察国家。国家事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像老子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鮮”。在这样的体制下，个人自由压倒一切，政府被赋予的角色（role）往往限于“小政府”。因此，政府治理难免带有一定的漏洞，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无论是平常时期还是特殊时期，都存在政府不能插手的领域。尤其是，对人们以自由意志进行的“结社（association）”不属于政府治理的范围。政府无法判断结社动机的善恶，以及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即使某些结社活动弊端较为明显，可仍然能够以自由的名义被保护，没有法律凭证，政府无法干涉。任何体制都有利弊，任何政治都有得失。可以说，目前韩国拥有的体制得的是市民社会的扩大、个人自由和利益的保障，失的是政府自律性，政府该控制之处却控制不得。

而且，韩国目前正在进行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多党竞争激烈的局面导致混乱加剧。为了拉选票，在野党一直揪着一些次要问题内讧。疫情发生后，韩国的厌中情绪已经蔓延，有些在野党利用此情形，不断鼓励问题的情绪化、民粹化，对政府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做出脱离问题本质的指责。伴随着政治圈的分裂，韩国出现“信息传染病”（Infodemics：信息与传染病的合成词，是指国家遇到危机或灾难时因为各种谣言四起而加重混乱的现象），流言飞语人心惶惶。在这样的情境下，的确不易提高共克国难的凝聚力。

至2月29日疫情达到高峰，一天新增的确诊者数达到813名。当时韩国成为在全球疫情最严峻的国家，每日新增确诊者数超过了中国。中韩两方情况急速逆转，在世界各国开始扩散厌韩情绪。估计厌中的韩国内民粹主义势力多少得到了教训：病毒无情，恶是疫情，毋恶其人/国。所谓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也包括灾难全球化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政府虽然具有上述劣根性，但政府主导的防疫措施始终冷静和迅速。疫情局势变严峻后，口罩作为第一重要的防疫工具开始短缺，根本买不到。于是，政府严禁囤积行为的同时，命令每天生产一千万片口罩供给民众。从3月9日起，政府公布实行“口罩五部制”，每个人按照自己出生年的最末位数字买口罩。比如，1991年出生的人，就于周一带着身份证到小区药房买口罩。每个人一周只能买一次，一次只能买两片。药房与国民健康保险工团共享信息，查询身份证号码就知道是否重复购买。工作日买不到的人可以到周末再去买。价格由政府控制，两片3000韩币。该政策还显示了对老幼的关照。1940年以前出生的老年人、2010年以后出生的小朋友，他们出门比起其他年龄段的人更为不便，因此其子女或父母可以代买。到了3月中旬，口罩紧缺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政府供给的口罩。包装上面详细说明“口罩五部制”

       不仅如此，政府大力宣传“保持社会距离”运动。发短信、贴海报传播“国民行动指南”。 主要内容是：尽量取消聚会，尽量少出门，与他人保持2米距离，有发烧等病症就不要上班、自我隔离，多洗手，戴口罩。

传播“保持社会距离”运动的海报 

目前全体人民努力践行政府倡导的“保持社会距离”运动，但难免陷入抑郁感和挫折感。不出门与不能出门完全是两回事。我估计很对人都能深刻体会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社会（政治）动物”这句话的含义了。白领们在家办公，效率不高。中小学无限期关闭，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在煎熬。人们闭门不出，除红参等提高免疫力的保健品之外，大部分商品的消费均大幅减少，整个经济情况恶化，尤其是失业问题比较严重。疫情发生后，申请停业或解雇员工的小商店不计其数，许多员工失去了工作。政府针对此问题，以疫情后停业或休业的小商工人为对象，开始提供维持雇佣的补贴。而且，为了家庭经济解困，政府准备实行惠及70%韩国家庭的紧急灾难支援制度。各级地方政府也争取执行紧急生活补助制度，收入不到中等水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

多亏政府的积极防疫措施以及众多医护人员的辛劳，韩国从3月中旬开始，每天新增人数就降到100上下了。至于自我防护，人们比较守规矩。偶尔出门，街上99%的人都戴着口罩，坐公交、地铁的时候也没摘下来。所以，除了3月10日、3月15日分别发生的两次集体感染，到目前为止，疫情基本控制住了。两次发生的集体感染主要原因在于宗教集会。在韩国有968万基督教徒（主要是新教，加上旧教则达到1357万左右) 其中有些教会不听政府劝告强行组织周末礼拜活动，结果发生集体感染。再次证明，韩国政府对“结社”的无计可施——因为结社多少代表所谓“民意”，换句话讲，结社代表一定量的选票，选举出政府，政府岂能不在乎？——特别是宗教结社。但擅自强行集会的有些教会已备受民众指责，因此，目前宗教团体也都按兵不动、自重自爱。

中韩疫情趋于稳定，可惜，最近全球疫情在失控。不少国家的领导和专家表示敬佩韩国的防疫措施，要向韩国学习。但值得指出的是,要学特定国家的“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即便能把它硬套在自己身上，也未知是“好”还是“坏”。并且，任何国家的体系都要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和文化。虽然如今韩国拥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多党竞争的代议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让政府自律性不高，但到目前为止，韩国保持着由渴望中央集权的历史经验所造成的制度基础。这些制度便是韩国能被称为防疫模范国的主要根据（basis）。那么哪些制度有助于政府顺利防疫、迅速找回稳定呢？可以概括为如下：

第一，韩国拥有十分精细的居民注册制度。每个人年满17岁必须到小区居民中心登记十个手指的指纹，申领身份证。政府掌握全体人民的基本信息——出生年日、地址、家庭关系、联系方式等。所以，一个人的身份很容易认定。这就是韩国政府能够比较迅速把握疫情的秘诀之一。难以否认，政府掌握的信息多，能发挥的作用也大。重视隐私的西方社会恐怕难以借鉴如此精细化的居民注册制度。这样的“身份证政治”是中韩两国共有的特征。也可以说是东亚历来共有的政治传统。在古代东亚，户籍的划分、土地的登记是必不可少的国家事务。国家依据这两大信息维持秩序，谋求有效治理。

第二，发达的互联网技术涉及的信息透明性。所谓“互联网政治”与“身份证政治”是硬币的两面。韩国具有世界头等水平的IT技术，速度快、规模大的互联网络提高了人民对政府提供信息的可及性，促进了官民沟通。譬如，目前居民可以实时查询小区药房库存的口罩数量，查询后直接到有存量的药房买，免得空跑。再譬如，若在区内发生确诊者，区政府马上给区民发短信通知（[中浪区厅] X月X日 第X次确诊者发生（住在XX洞，73周岁），具体路线请参考官网），在官网公开确诊者的行踪记录，一边告知区内居民确诊者的感染途径，一边让区民自己确认有无与确诊者重叠的路线，若有则做好防护。至于自行隔离者，用APP进行有效管理。如果自行隔离者擅自离开住处，APP立即发动响起警报，给隔离者和管理者发短信通知，同时警方出动并借助GPS系统进行追踪。

区政府发的短信。通知区内确诊者发生情况，宣传“保持社会距离”活动

第三，全民覆盖的公共医疗保险制度。政府通过全民义务加入的国民健康保险（简称健保），给所有公民提供同等的医疗福利。如果医生诊断为疑似病例，患者个人零自付，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费用全额（16万韩币）由国民健康保险工团负担。从被确诊的那天起至治愈，整个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国家承担。这与收入、职业无关，无一例外。而且，政府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让在韩外国人也享受同样的待遇。因此，人民遇到疫情时最起码可以不为费用忧虑。

第四，警察、军人等非常时期可调用的人员较为充足。韩国具有以义务警察制度为基础的12万警察人力，而常备以义务兵役制度征集的60万军人。当初政府为了查出21万新天地教徒的地盘，投入了600多名警察的人力。当大邱疫情日益加剧时，政府决定派出大规模军人、警察来辅助防疫工作。外国媒体感叹不已的数量充足的门诊所——包括韩国自创的免下车（drive-thru）门诊所等——都是靠国家拥有的丰富的人力资源来维持运行的。

总之，目前全世界都在直面难以预测的疫情挑战，如果韩国的防疫经验能对其他国家有借鉴作用，那会是很值得欣慰的事。此时此刻，全世界都需要有战胜疫情的信心、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团结的力量。疫情之下没有你我，只有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希望全世界把眼下的全球性大流行病（pandemic） 危机当作突破全球化悖论（global paradox，是指全球化愈进行，各国的民粹主义愈加重的现象）的好时机，同心同德，克服难关，进而接近真正的全球治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