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将挑战非洲治理体系，对非洲产生直接且长期的影响。

“卫生危机也是治理危机”，正如利比里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的副幕僚长最近在《非洲报告》(The Africa Report)中谈及2014-2015年西非埃博拉危机时所说的那样。疫情将非洲医疗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长期存在的弱点暴露于众，已经受够了政治精英的公民很可能爆发抗议，被长期封锁剥夺了谋生手段的弱势群体也会进行反击，而现金拮据的政府缺乏经济刺激计划与社会安全网，无法提供有效救助，很可能引起自下而上的社会动荡。

此外，新冠疫情也给全球多边体系带来压力，这一体系诚然有很多缺陷，但总体而言有助于维护全球和平。建立一个所有人必须遵循的国际规则体系将有助于缓解修昔底德陷阱，防止“弱者必须承受损失”的预言成为现实。如果COVID-19成为世界体系瓦解的催化剂，非洲大陆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尤其是在维和及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

发达国家对非发展援助资金面临短缺，中非南南合作或将升级。

非洲是低收入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此前，在移民危机的背景下，欧盟的援助计划已经发生了转变，而今受病毒影响，欧洲与美国经济开始衰退，无疑会加剧转变，对援助计划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雄心勃勃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17个目标，需要超过11万亿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非国有部门，特别是私营部门，就算没有疫情，也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非洲的《2063年议程》与《2030年议程》有大量重叠，也自然面临类似的挑战。经合组织(OECD)估计，2020年，该病毒将对全球经济造成1.5%的损失，许多国家的发展将受到阻碍，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亦会受到严重影响。

在COVID-19之后，中国可能会加大对非洲商业和发展的支持。很明显，疫情相关的公共外交已在开展，例如阿里巴巴捐赠了110万个测试包、600万个面具和6万套防护服，分发到非洲各地。中国模式下的南南合作可能会加快实施步伐，这可能是非洲倒向中国的决定性枢纽。

贸易保护主义波动，非洲可能面临投资下行压力，自由贸易区建设受阻。

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短期而言可能会影响到制药和医疗设备供应（尽管20国集团的声明与此相反），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导致潜在的全球供应链受损。而当前正值非洲建立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的关键时刻，确保非洲自由贸易协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建立区域价值链，确保非洲内部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得以实现。但由于参与国家缺乏至关重要的生产能力，服务贸易前路艰难。

若世界其它地区不再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并增加对非洲的中间投入，非洲将需要更快开拓国内或区域性生产线，但这也意味着需要更多投资，而这笔投资很大程度上必须从国外获取。然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20-2021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下行压力可能在-30%至-40%之间.

持续加强多边合作，以集体之力应对危机。

非洲领导人已经行动起来，并针对COVID-19作出协调一致的决策。3月中旬举行的非洲财长会议确认，需要制定方案重点保证就业率，特别在航空和旅游业等服务领域，医疗用品的采购与分配也需进行协调。在后续的财长会议上，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作为非盟主席，召集了应对病毒的非盟主席团会议（包括非盟委员会主席和埃及，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和马里总统），决定成立非洲冠状病毒基金，并在30分钟内筹集了2000万美元；在20国集团虚拟峰会上，拉马福萨呼吁20国集团和国际机构在疫情期间免除双边和多边贷款利息(撒哈拉以南非洲三分之一的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或面临债务风险)，并向非洲冠状病毒基金捐款；世界银行将在未来15个月中向最贫穷的国家提供1500亿美元，以支持其重建社会安全网并进行结构性改革，重建信心；非洲开发银行应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医疗系统提供支持；多边开发银行也应积极参与，以便为财政拮据的政府提供喘息的空间。

坚持推进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弱化对外部经济的依附。

突发卫生事件对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贸易谈判的负面影响在短期内已是无法避免，但面对长期挑战，该自贸区作为区域合作的典范，有必要积极参与并发挥作用。对于非洲而言，若想打破依附在全新契约体系下的外部经济依赖循环，必须积极推动这一自贸区的运行。

着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避免疫情加剧不平等。

长期以来，快速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非洲联盟的优先任务之一。在此次危机中，基础设施将在刺激经济上发挥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的来袭凸显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将加速非洲大陆的科技应用。如何推广宽带连接，降低宽带价格，保证每人都有接触网络的机会，弱化网络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应成为非洲各国的重点工作。

维护当前世界秩序的国际组织正不断瓦解，在疫情面前显得尤为力不从心。以欧洲为例，尽管身为多边主义机制的典范，为协调出统一的应对举措着实花费了大量时间。然而在支持多边体制方面，欧洲于非洲而言仍是天然的合作伙伴。非洲国家不仅应更积极主动地就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还应挖掘各类联盟的合作潜力。最后，不言而喻，非洲国家自身绝不应降低国家主权和国际合作参与度，疫情再次表明，面对全球性挑战，不能人为设置障碍，而应通过集体行动和主权合作来应对危机。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文章编译 | 复旦发展研究院 赵雅卓

美      编 | 陈佩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