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逸在观察者网上的专题节目《逸语道破》视频整理编辑而成。

这场选举让人思考很多，今天想讲讲什么呢？关于民调，而且我说的是美国的民调。美国的民调在2016年，出了一次重大的偏差。在那次重大偏差以后，大家如果观察过的话，美国民调认为，它对于选举模型进行了调整。重点是提升了特朗普，这个就是他的支持者，没有得到大学学历的高中程度的那种白人男性选民，锈带工人当中的权重，据说当初就是希拉里跟他选的时候，这部分权重低了两个百分点，最终导致错过了特朗普的翻盘。这次修正过，但是修正了以后，很显然也出现了偏差。什么叫偏差呢？即使拜登赢了，今年在实际当中表现的是，拜登非常辛苦地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或者叫做“惨胜”。而根据民调数字，拜登应该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主流媒体媒相继宣布拜登胜选，图片来自网络

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年好像他们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就是佛罗里达。在佛罗里达，今年佛罗里达继续29张选举人票，被特朗普拿走。特朗普拿了51.2%，拜登是47.8%。拉出了差不多4个百分比不到一点。然后双方大概要差了将近40万票不到，30多万票的差距。在佛罗里达转向特朗普的这次，其实主要是由当地的古巴裔，以及韦内瑞拉裔其实就是拉美裔向特朗普这边的移动所导致的，那这个也出乎了一些民调机构的认知。他们一般直觉的倾向基于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的很多做法啊，移民应该一边倒的反对特朗普。但是他们似乎忽略了一个微妙的现实，就是同样是移民，合法移民对于非法移民的态度，和普通的美国公民不是移民的那些美国人，中间一部分对于非法移民政策的态度认知其实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认为凡是移民，都应该在非法移民问题上采取立场一致的看法。但其实可能问题恰恰相反。有些合法移民对于非法移民的态度，可能比那些非移民的民众更加的强烈。他可能更容易去支持，而不是反对特朗普的一种看上去不符合政治正确，但实际上符合已经规划的移民，尤其是合法移民利益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实际上是直指人心，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由政治正确去说的。

图片来源于美联社

这边想说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首先我们仍然要坚定的相信，社会现象是可以被测量的。通过完善的科学的方法，建立一套比较精致的模型。然后通过准确的采样，在整体当中精准的选择，能够反映整体特征的一些样本，然后进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然后从样本可以反推总体的一些趋势和特点。比如说他们投票的偏好，比如说去预测、进而预测社会现象的发展，比如说一场选举的胜负。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构建这个模型的这个知识体系，要符合社会的发展，要符合实际，或者说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中国人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在选举这个问题上，它是非常少数，就是你的这个预测、你的这个研究，会被实践所检验的这么一个领域。那么显然，当你的这个检验。一次或者是两次显示出了问题之后呢，那显然你要进行调整，有问题不可怕。模型预测不准也不是问题。模型嘛，都是可以修正的。

但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实质性的去修正这个模型。实质性的修正模型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方法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什么心态呢？首先是你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模型不对了。那好，那就是我这个认知可能出现了偏差，然后我调整我的认知。而要避免什么呢？坚持认为其实我的认知是正确的，只是没有想到一些细节，把这些细节小范围的调一调，我的认知继续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很多时候出现问题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从美国的选举来看，2016年的总统选举对于大多数民调机构，以及站在民主党这一侧的知识精英而言，他们普遍倾向于将这个东西解释为一个外生变量干扰的结果。也就是他们所谓的“通俄门”，都是外部政治力量通过社交媒体干扰了民众的选举行为。但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很悖论的地方。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它以所谓的信息的自由的流动，所谓的这种言论、学术表达的自由而著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为什么会有相当多数的民众，如果真的像他们那样，那么容易那么脆弱，被外部的信息，尤其是所谓的虚假信息所干扰和扰动呢？这个时候你是解释为民众的个性就是蠢，还是你要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自认为非常发达、先进的这样一套体制，没有把民众教的聪明一点？没有让他们信仰你，反而走到了另一边去，去信仰一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规格外的或者说一个不合常理的、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这么一个人，视他为自己的一种救星，或者是一个指望呢。这个时候你要仔细反思的其实是那些你视之为理所当然的那套理论，很显然你那套理论出了问题。

上一次加更的时候讲到了美国制度的初心问题。这个初心涉及到政治的本源，我们讲，很多西方政治学希望把自己的渊源拉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做过一个很朴素的判断。政治的本质是什么？政治的本质就是让人过上善的生活。对于美国的民主党来说，对于美国的包括共和党的建制派的精英来说，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管基于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当中，美国立国的时候，那些所谓有识之士，那些明智的美国国父们。在不同程度上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创立了这样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所运行的国家，在不长的时间里面抓住了历史给予的机遇，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比较罕见的超级大国。相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仅顺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政治制度符合了民众的某种基本的需求，这就是之前被称为美国梦的那种东西，就是你提供了一个上升的空间。你让民众这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和体制的设计当中，能够有序的通过自己的努力，以一种可预期的方式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你美国在国际社会上采取的政策也好，行动也好，能够让美国国内大多数人能够从中不同程度的获益。差异也许是存在的，但是实质性的获益仍然是普遍的。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药的问题，其实简而言之就是偏离了这个正确的方向。在冷战结束以后，消费冷战红利的时候，美国国内对于这个红利的分配，以及相应的成本分担是不均衡的。形成了所谓的这种差异，这种差异是什么？收入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社会和政治的撕裂。说穿了就是美国通常的政治理论和术语中多少有些回避的阶层和阶级的问题，最近重新开始浮现出来。当这种阶层和阶级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所谓的身份政治、政治正确、话语，或者是这种游戏的规则，它不能掩盖或者不能满足解决阶层阶级之间矛盾的这样一种需求的时候，就会出现所谓规格外不合常理、奇怪的这样一种偏差。这其实是征兆，是这个制度，这个体制遇到问题的征兆，它需要得到有效的解决。而在美国这个制度下，其实你回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整个世界，在世界金融经济危机1929年到1933年的大危机的时候，你会发现无非就是三种类型的政治领导人：胡佛总统，无为而治，碌碌无为，无法应对挑战被淘汰；然后有为的崛起的人是什么？向左罗斯福，向右希特勒。而“懂王”，所谓这个特朗普的崛起、新右翼的崛起、民粹的崛起，这一轮民粹的崛起说穿了，就是在没有办法出现一个像用罗斯福的方式，去用一种进步主义的政府有为，基于比如说凯恩斯的经济主张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只能在另外一个方向出现。

一方面，它的政策，你会发现它保障极少数富人的财富的极速增长；另一方面，它又许诺那些工人，那些全球化的受害者，以某种利益的代偿机制，至少在心理和情感上满足了他们部分的需求。于是它就可以拿着一个，你没有办法用自由主义的或者是新自由主义系统下的那套理论去解释的这么一种方式，实现高速的崛起。如果你不对这个理论做出本质的调整，去承认你所存在的问题，并且本着愿意突破体制或者是机制上的缺陷，去改变这种问题的勇气。而仅仅停留在话术、包装、动员和一些有限的沟通的基础上的话，不管是民调的数据，亦或者是选举的实践，或者是政策的制定和实行，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遇到来自民众，远超乎你数量和强度的这样一种抵制，这就是政治的现实。

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如果我们说美国遇到了问题。就是美国的制度，或者说美国制度当中承担着对体制和机制进行调整的这些精英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这个现实？对于拜登来说，或者对于拜登所代表的那部分力量来说，或者对于共和党内看不惯特朗普的那部分所谓建制派的力量来说，除非在这个问题上有实质性的突破，能够拿出认真的主张出来。否则我们会见证的，可能就是这个超级大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第一，国内政治越来越明显的遇到所谓宪政的危机。第二，在国际体系的实力竞争当中，以一种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迅速地走向某种相对的衰落，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可逆转的绝对的衰退。目前这个局势仍然是可逆的，但是能否实质性地实现这个逆转，钥匙确实还掌握在美国精英手上，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是历史给美国一个提醒，这个问题如果它解决不了，回答不了这个历史的考验，那我们将很快看到，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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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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