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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公共性:上海城市更新的回顾与未来思考

李天纲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

 

2021年1月18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在上海地产集团、世博文旅主办的“城市更新,文化随行,共美空间文化主题讲座”发表演讲,本文系录音整理稿并经作者本人审阅。

 

01


 上海是一座有底蕴有文化特色的城市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让我来讲这个题目。我才明白这是一个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正确在于地产集团,这个是上海最大的“地主”,是决定城市市政关键的机构。1930年代上海租界南京路、外滩最大的地主是哈同、沙逊,决定了当时的城市面貌。土地的持有者对市政最有发言权,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

 

正确的时间,我觉得这两年谈“城市更新”题目越来越热,城市改造中的“公共空间”谈的更多,以前是复旦做哲学、做历史的人谈,现在同济做规划、做建筑的也谈“公共性”,太好了!我的研究有一个领域是上海史,为了搞懂上海,我们需要把上海看作一个城市主体,要了解它的本质和特征,还要和其他城市作比较。我们看这个城市本质是什么?这个城市源于海港,即我讲的“以港兴市”,铸就了它的早期特征。然后比较它的特点,我们常常说上海是“东方的巴黎”,或者“西方的纽约”——后面这个比较少提,是1925年英文《上海指南》上说的,上海在时区上处在纽约的西面。上海和这些城市是相当的,完全可以比较,不须攀附。上海当然有自己的身份特征,它在七百多年的发展中,跟中国其他的城市都不一样,当然也和巴黎、纽约很不一样,这个一看就明白。但是我们还是喜欢对标,喜欢比较,因为需要。现在是把上海作北、上、广、深的比较,我和周振鹤教授意见一致,深圳不可以跟上海比,我们指的是比文化。三十年前,深圳确实是一个小渔村,但说上海在开埠之前是个小渔村,我们是不同意的。1842年开埠之前,上海已经是一座都邑城市。不能说上海已经可以跟苏州、杭州一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宋代定了的,《马可·波罗游记》里也这么说。上海的经济在万历年间登峰造极,乾隆年间的开埠,奠定了上海作为“南吴壮县”“东南都会”的地位。1850年代以前,上海的市政格局和苏杭相比有差距,但不是一个小地方,已经是通都大邑。这个可以用“十六铺”来证明,可惜十多年前已经拆光了,目前留下了一片“老码头”。上海是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城市,说上海本来没有文化,这个错误说法一定要纠正过来。现在讲“海派文化”之前还有“江南文化”,这是对的。纠正过来,我们才可以正确的方式讲文化遗产保护,讲城市文化的“公共性”。有文化,要保护,这一点大家比较一致了。

 


 

02


 公共性是上海与生俱来的特征

我们一般讲西方城市有公共性,中国城市缺乏公共性。一般地讲,这是对的。中国大部分的城市起源于都、府、州、县、卫,宫殿、衙门和营房建筑是封闭机构,缺乏公共性,这是对的。但是,像上海这样“以港兴市”的城市,航运、贸易、商业、手工业、金融业、娱乐业,都是开放产业,天然地具有“公共性”,是另当别论的。2008年,外滩改造完成,防汛墙外拓,过境车辆走隧道。空间大开,眼睛一亮,伍江教授、陈丹燕作家和报道记者称这是上海城市“会客厅”“公共空间”,真是很恰当。最近北外滩拆除扬子江码头,也将建造上海的“世界会客厅”,我们还在焦虑地期待。

 

上海城市的公共性一直就比较强,与国内城市比更是如此。现在提公共性,也提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更新要有延续性,十年、二十年前大家都不大愿意听。住新房子不好吗?老百姓也要拆!这个道理,需要慢慢讲,好在现在大家至少有了共识,城市更新应该是有序的,城市文化遗产其实是上海最可保护的东西。我小时候上海在工业、商业、科技、教育、医疗领域在全国具有巨大的优势,如今,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在一些领域的位置与此前不同了。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生活方式,文化品位,消费习惯,社会风俗等等,这些东西都附着在城市建筑、传统街区和制度习俗,即所谓城市文化遗产上,旅游、演艺、消费、房产、创意文化产业都要靠它们了。现在比较,我们不是单讲发展“硬道理”,也开始讲一些文化“软实力”。上海的文化遗产就是城市的软实力,拆了不但可惜,而且令我们丧失竞争力。其实,软实力有时候是很过硬的,我遇见不少朋友,中外都有,他们离开北京,定居上海,都是说胡同拆光以后,没有“北京味儿”了,上海的“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还有保存。

 

“公共空间”和“公共性”,涉及到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和建筑等许多领域。地产集团学建筑的比较多,我有时候也和同济的老师在一起谈问题,我很高兴郑时龄院士和伍江校长,也和我们持相同和相似的看法。

 

不同学科之间的一个聚焦,就是“城市”。七八十年代以后,社会学家对美国新英格兰、中西部大城市的衰退现象注意研究,但市政当局的“城市更新”却束手无策,只能任由郊区化,老市区状况急剧下降。今天美国的“锈带”如底特律、密尔沃基、哥伦布等城市的很多社区都是鬼城。大城市市区的衰退问题,已经在最近两次大选暴露无遗。欧洲面临一样的情况,但因为有文化遗产支撑,巴黎、伦敦、汉堡的情况看上去还好很多。这几年的“市区重建”和“城市更新”,纽约、芝加哥、匹兹堡、巴尔的摩等城市都已经慢慢好起来了,办法就是利用文化遗产资源,重振房地,创意和文旅产业。

 

“郊区化”不能解决城市病,更不能消除大城市内部的社会矛盾,它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市中心生活失去“公共性”的同时,郊区生活陷入了封闭性。美国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有一篇论文《孤独的保龄球》(Bowling Alone),讲的就是郊区化以后,社区崩溃,公共交往减少后,市民社会质量下降。非常遗憾的是,上海九十年代以来的郊区化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上海中环以外建造的小区楼盘,一个个都很大,封闭式的,公共设施缺乏,有也是集中在Mall里面,小区的社会生活的公共性比市区生活差很多。小区大就不容易交流,设施少更没有公共性。我们为什么喜欢去欧洲旅游,欧洲的老市区更新较好。我们在罗马,看到得到二千年前的遗址,但室内的空调、抽水马桶都有。米兰的DOMO大教堂是中世纪的,大商场Galleria是十九世纪的,城市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功能基本上还是保存在市中心原来的大楼、街区中运转。罗马是首都,政府功能太强,公共性也差。但是,很多老的建筑、街道、社区,靠旅游业维持下来,看上去确实很美。我曾经写过文章,巴黎是现代高速节奏和传统休闲生活结合得最好的城市,塞纳河边上可以飙车,也有古老的旧书摊。这个城市既有中世纪,也有十九世纪,还有二十世纪的蓬皮杜中心,城市的延续性非常好。

 

中国城市的公共性原来就不够,中国城市的起源。“六大古都”都是按照军事要塞和行政中心的职能建立的。行政中心是自上而下的,不是雅典、罗马,是为了商业、贸易、航海,为了市民生活,按照市民的制度来布置的。中国现在的大城市,大多是在古代的都、府、县三个等级城市基础上建立的,都起源于行政城市。要么是一个军事堡垒,北京在元代之前是一个军事要地。都城、要塞的公共性是很差的,唐代长安都城里的街巷禁开窗户。宋代开封、临安好很多,才有“清明上河图”。直到清朝的北京胡同,都城生活都关在四合院、王府里,社区本身是封闭的,和上海十九世纪福州路、张园的马路生活完全是两个世界。

 

行政城市最重要的空间都集中在衙门附近,“衙前街”“学前街”“校场路”,“学前街”是文庙前,校场是练兵场。上海也有县衙、学宫、校场,但是上海城市的重心不在城里,而是在城东门外面。清代“十六铺”远比城中“虹桥”繁荣。从一开始,从730年前建县开始,上海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老百姓的城市,这一点是很可贵的。“上海”是什么?上海镇,在宋代的市舶务,是个海关税务机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向这里通海的商人收税,看中的是码头。所以我定性上海是“以港兴市”,先港口,后有上海。这个海港不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的,宋代上海就是一个通江达海的港口,南至福建、广东,北至天津、山东,交往范围数千里。上海从码头、集市、商业、加工业发展起来,而不是从衙门起源的。上海有民间性、商业性、交往性,这些特性加起来,就是“公共性”。

 

“以港兴市”引来了“五方杂处”。各地商人聚居在上海十六铺,自发组织,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公共性”,即同乡、同业会馆。生意人聚在一起谈论问题,讨论规矩,判谁对谁错,该奖该罚。这些职能在西方是法院,在中国很多就在会馆。上海保留下来的好几个大院子,福建人的三山会馆,山东人的商船会馆,苏州人的钱业会馆,这几个都在最近十几年里作为文物保留和修复了。钱业会馆移建到豫园的东北角,但拆掉的很多,如广肇公所、四明公所,非常可惜。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钱业会馆相当于乾隆年间的金融俱乐部,商船会馆是当时的航运交易所,三山会馆是福建人商会,广肇会馆是广东人俱乐部。后面这两个会馆还在上海闹出“小刀会”,很有纪念意义。上海有那么多宁波人,西藏路市百一店北边的四明公所新会所,是一幢很坚固的西式大楼,也有百年历史了。虞洽卿、王正廷多少名人在里面开会演讲,它的公共性是很强的。这些拆了就很可惜。

 

上海公共性的起源除了本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来源,即存在了一百年的租界,这个需要好好地说,但今天时间不够。对租界的认识,一说就是殖民地。实际情况远比大批判要复杂,上海城市的主体是租界,“北市”超过了“南市”。但是,上海租界不是殖民地,我一直试图跟大家讲租界不是殖民地,租界就是租界,它们是清政府租借给外侨的完全自治区,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区级行政。到民国的时候,华人代表“华董”也参加到这个自治体内,在法律上就是一个区级自治政府。浦东开发的时候,陆家嘴搞土地批发,当时有批评说你们又要搞租界殖民地了,我说陆家嘴连租界都不是,因为开发区行政权在上海市政府。上海不是殖民地,但上海确实像殖民地香港一样,引进了非常完善的英美法体系,独立运作了一百多年,甚至比许多殖民地城市还要完备。这个是上海“公共性”的重要来源。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向全世界各大城市输出了现代市政制度,像上海的银行制度,就是从英格兰、苏格兰式的簿记制度过来的,后来本地的钱庄卷进去了,现代化了。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美国输出了基督教,所以上海的教堂很多。各教派附属建造的大学、中学、医院、出版社、报馆、博物馆、图书馆建筑更是不计其数。有一个大约的数字,上海房地产代为经租的大楼、公寓、新村,绝大部分都是教区资产。上海的涉教建筑比现在要多的多,现在留下来的还有很多。我们知道,教会的公共性是很强的,西方市政制度中的公共建筑,大多是教会的。另外,现代市政制度的就是围绕公共性建立的,上海福州路的工部局大楼就是典型的Civic Hall,是市民代表议政的地方,具有公共性。当然三轮车夫也不可以随便进去,但是一般体面市民、生意人是可以进去的。接待大厅是按照欧洲市政厅格局来设计的。这幢大楼要改造,十年前听说有方案是做“市民活动中心”,完全正确,这几年就不知道做什么用途了,反正要更新改造。

 

围绕大型公共建筑更新、改造和扩大城市公共空间,总是能够取得很好效果。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如今的“徐家汇源”,以徐家汇大教堂为中心,气象局谦让地拆除次要建筑,腾出空间,世纪集团在那边做一个“徐家汇书院”,边上有主教府、藏书楼、徐汇中学、气象博物馆、徐光启墓,一个完整的文化型公共空间,非常优美地呈现出来,将来会成为上海最好的社区之一。相反,南市董家渡堂虽然保留了,但周围老的附属建筑都拆除了,陆家、朱家、马家、艾家等大家族的遗迹都不见了,孤零零地没有社区感,原来的公共空间反而逆传为封闭式社区了。从外滩源到徐家汇源,上海东西这两源,都是我们争取后定名的,确实是上海文化起源时期的两块最重要的公共空间。现在我们把徐家汇源和外滩源作为上海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只能说是两个都是。其实,虹口更是“海派文化”之源。北外滩的虹口地区是更早的海派文化发源地,现在上上下下都是肯定了海派文化,以前海派文化是不大好讲的,有些确实是糟粕。然而,海派文化的精华,就是它的市民性、公共性。

 

福州路八十年代还被称为“文化街”,现在已经衰败了,众多的文化遗产已经难以更新和利用了。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里,福州路的公共生活是不得了的。中国所有的重要报馆,如《申报》《新闻报》;中国最重要的出版社,如商务、中华、开明、生活都在那里。新闻、出版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就像今天数字化网络也是一个空间,我们把网络称为虚拟空间,福州路是一个实体空间,有茶馆、酒楼、剧院,当然也包括妓院、书寓、堂子。一百年前,这个是上海、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市民空间,人们拿它和伦敦“舰队街”相比,里面就产生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等。福州路的辉煌无与伦比,但这样搁置、荒废下去,它的文化遗产都要散失光了。和福州路齐名的是张园,静安区政府在修复大中里的时候,也在恢复张园,希望能够把这个参与缔造中华民国的场所修复起来,保存给中国人。

 

我写过一本小册子《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我把南京路定义为早期全球化的成功案例,比今天的“全球化”更成功。南京路有四大百货,先施、永安、新新、大新,都是广东人做的。大家很少提起,前面还有英国人的老四大百货,即福利、惠罗、泰兴、汇司,既有全球化,又有地方化,是上海人自己的“全球化”。这次南京路修得很好,东端把河南路到外滩连接起来了,有几处是按照维多利亚风格来修的,看上去很漂亮。世界上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文化遗产,全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包括像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悉尼、奥克兰、香港、孟买这些城市,很多大楼看起来和上海很像,但上海在其中肯定是第一的。旧金山是1849年起来的,上海开埠还比它早几年;芝加哥是1837年建市的,早于上海开埠几年,但经过1871年大火,很多大楼和街区和上海差不多同期建造,有几座教堂、发电厂、百货大楼非常相像,修整得很好。像上海1920年代的南京路建造规模,是超过世界大部分城市的,南京路上新、旧四大公司,这个是其它城市没有的。上海人为什么怀念南京路和1920年代,因为全国人民一到上海,就有一种解放感,一种在“大世界”才有的释放,这就有公共性在起作用。

 

03


 城市更新的前提是延续

讲城市的延续性,最好的案例当然还是罗马。罗马这个城市在地面上就可以看到两千年脉络,威尼斯宫的建材取自古罗马废墟,有几处还露出古代红砖墙,很多人家仍然住在中世纪的房子里。西安也有两千年历史,但在地面上基本看不到,要到陵墓里去看,上面都烧掉了。中国人喜欢拆烧前朝建筑,这是根深蒂固的。嬴政、项羽、刘邦如此,刘彻、王莽、李世民、朱元璋也都差不多。满清努尔哈赤、多尔衮以“清承明制”的口号,倒是没有拆掉紫禁城,是个例外。中国城市的延续性不好,欧洲是好的,以前美国也不好,也是摊大饼扩张,建一块,放弃一块。

 

1850年代,巴黎有一个城市改造的“奥斯曼计划”,在中世纪蜘蛛网一般的街道里开出了几条大马路和广场,如圣日耳曼大街,圣米歇尔广场等,增加了公共空间。但很快发现这样的剖膛开肚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很大,就适可而止了。于是,我们看到的巴黎城市的尺度适宜,新旧互补,既有活力,又有品味。巴黎当时也想大拆大建,效果不好,就停下来慢慢规划,想明白了再改造、更新,今天的巴黎基本上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有些十六、十七世纪的老社区也存了下来,特别有味道,如东北角的玛黑社区,原来是一个沼泽地,破破烂烂的,改造好了是巴黎最有魅力的时尚地带。

 

上海的“江南文化”时期留下了很多明清园林、书楼、大宅邸,豫园、文庙、书隐楼、九间楼只是残存下来的极少数。上海的十九、二十世纪留下的社区遗产更是辉煌。上海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海派文化”时期的魔都建筑,外滩一线至河南路以东的“万国建筑博览”是基本保存下来了,西区徐汇的衡复风貌区也大致能够留下来。相反的例子也有,比如南外滩的十六铺,拆得太多了,城市记忆消失了,这是上海“以港兴市”的源头啊!从南宋开始算是一千年呢!

 

城市记忆毁去以后,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地位是下降的。北四川路、乍浦路、海宁路这一带,是上海和中国电影工业的发祥地,那个地方是有一连串近十家电影院,当年商务印书馆拍一部胶片,在一百米范围内跑片放映,就产生了中国的电影工业。可惜“雷玛斯”虹口大戏院已经拆掉了,上海的电影产业和巴黎、纽约、好莱坞是同期的,现在是一点影子都没有了。拆掉以后,新建筑的雷同相似也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现在一、二线城市,上北广深、苏杭宁,都造得差不多。或许将来还会慢慢发展出来自己的特点,但今天看上去就是千篇一律的样子。建筑设计院用一张图纸,修修改改,东西南北到处造。我发现深圳的一幢大楼,和徐家汇公园东侧的一模一样。最近二十年上海有“邬达克热”,为什么怀念邬达克?他是当年上海的房地产商从欧洲找来的。公和洋行等设计事务所设计标准建筑,需要邬达克这样的个人事务所设计一些有个性的建筑。他果然提供了许多意大利、西班牙、拜占庭、英国乡村,以及现代派式样建筑。邬达克的每幢房子都有个性,都是独家设计。当年上海还有很多建筑师,从宾大、从巴黎回来的,最晚还有德国包豪斯学派的。

 

前面说了,外滩源、徐家汇源,还有豫园商城的更新改造,都算是蛮成功的。条件有限,目前能够保存下来就好,有教授要求原汁原味的保护,现有功能不得转换,这做不到,也不符合“更新”原理。比如说新天地、田子坊原来都是居民区,是住宅的功能。转成商业、休闲、创意产业,我觉得是可以的,要不然什么都保不下来。建筑的功能转换经常进行,你看1948年的上海老地图,很多街面房子是开店的,五十年代以后才把排门板拆掉,封闭起来。当然,像目前武康路这样,不改变居住功能,保留民国街道风貌,又能成为打卡胜地,就更好了。徐汇区文化局在开发武康路历史文化名街的时候,就有想法,不改变功能。一报上去就批准了,因为武康路的文化遗产实在太丰富了,每一幢房子都是名人故居,楼房和环境又很好,都是三四十年代建造的,外侨离开后,汪伪、国民党高官进去住,后来老干部又进去住,房管所一直是修的,房子的状态很好,现在变成了风貌区一部分。伍江、陈丹燕提出“永不拓宽的马路”,尺度和功能不改变,这是最好的。但是,武康路上的商业化也很厉害,我希望是适可而止,不要再变成一个大的商业区。

 

这波徐家汇商圈的改造,用连廊贯穿五条马路汇聚的放射圈,是非常好的方案。徐家汇商圈经历繁荣之后,最近十几年陷入困境,公共空间缺乏,马路分隔严重,游客、顾客难以导入,很少逗留。现在有三层空间,空中用连廊连接,下面是地面沟通,地下是地铁通道,徐家汇就有三层交通空间,完全是立体的,然后就做成了一个系统的公共空间。徐家汇源中心地带不断整修,远处徐家汇中心建造浦西最高、最大体量建筑,这个会比以前好很多。徐汇区的很多人现在都认为,当年徐家汇商圈可以挪到万体馆那里建造,留下徐家汇文化遗产申报世界级非遗,培育5A文旅景区,对上海城市更加有利。然而,木已成舟,往事不可追溯,目前的改进方案,是对三十年前改造方案的补救。

 

04


好城市是修出来的

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上海,老上海已经是一个巨型城市。留下来的社区体量非常大。1950年代就有500万人口,光是中山路内环线内的老市区,就存有上亿平方米的老建筑。我们可以用数据树立这样的概念,1845年开始的英租界,外滩到河南路这块仅835亩,后来美国就在虹口又拿了一块地。1848年,英租界扩展到2820亩,1893年又拓展到1万多,最后1899年公共租界一共获得了33000多亩。50年间增加了41.7倍,年均增长是7.8%。法租界、华界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闸北、南市、吴淞、江湾、五角场被战火摧毁,不然老城市的建筑体量更是惊人。上海的经济动力强,城市建筑面积扩展非常快,以速率论是比今天还要快。一百几十年里,上海的建造风格经历了东印度公司式、维多利亚式、仿文艺复兴式、欧洲乡村风格式、美国Art deco式和现代派式样,建筑史学者认为上海市全球城市中式样最丰富的城市,称之为上海的“黄金时代”。

 

上海就是这样的,从十六铺(南外滩)开始,沿着黄浦江一步一步往下走,外滩、北外滩,到杨树浦东外滩,然后到军工路,再出吴淞口,入江入海。当初民国“大上海”顺应“文脉”,选择江湾建造五角场是对的,上海走过了这样一个“以港兴市”沿江发展的过程。但是,没有注意到的是,1900年代上海出现了一股沿“大马路”往西发展的路线,公共租界从南京路,加上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这五、六条马路,一起往西扩展。主力是南京路,通过静安寺路、愚园路、虹桥路,一直往西。这条“文脉”到1930年代开始显露出来,“一·二八”、“八一三”战火摧残之后,沪北、沪南、沪东凋谢,沪西就一下子凸显出来了。直到今天,仍然沿着接下去的虹桥、徐泾、赵巷往西发展。大家去查一查,这里是上海土地拍卖的密集成交区,价格也是最高。我一直说,上海的房地产和社区开发是“东进”,还是“西拓”,这是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北上”和“南下”的功力都不强,只有同时能够连接江苏、浙江的“西拓”,即青浦方向,动能储备最足。到了20世纪的时候,上海沿南京路往西走,才造就了哈同。哈同是南京路、静安寺路的大地主,据说三分之二地皮是他的。现在的展览中心中苏友好大厦,原来是他的“爱俪园”。

 

上海核心的竞争力是文化,不仅是精神层面的“海派文化”,还是物质层面的社区文化、建筑文化。城市改造、更新的时候,应该把文化的因素放进去。我们城市的发展是超乎寻常的,它留下来的遗产也是众多的。上海原来有很多核心竞争力,比如说上海有中国最早最大的现代航运、贸易、工商、金融、文化、教育、科技事业,这些都有建筑留下的。远东的金融中心,中国现代工业发祥地,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怡和纱厂、英美烟草,现在都还有遗迹可寻。1950年代以后,“支内”“外迁”“回乡”“社队企业”,上海巨大的产业规模都跑到江苏、浙江去了,产业优势已经没有了。今天的区域开发,有一块地方是我很赞成,就是临港重大装备产业区。上海要有产业,东京的强劲,在于它有很多产业。上海二、三千万人口,没有工商业繁荣,这样规模的城市难以维持,上海在医疗、教育、科技上有地区优势,医院、大学和科研院所还是可以进入Top 10。瑞金、中山、华山、仁济还是好的,复旦、交大、同济也不错,但我觉得最具优势的一块,还是城市的综合文化实力。我说的是城市文化在整体上的国际化、民间性和公共性,这方面上海甚至是不比北京差,比深圳、广州、南京、苏州、杭州、武汉、成都、重庆肯定要好很多。上海城市的文化遗产其实要比他们丰富,所以要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认真对待。

 

其实,上海在城市更新方面有不少经验。前面提到的“保持城市发展的文脉”,“永不拓宽的马路”,“可供行走的城市”都是上海学者提出来的。北京的胡同原来是可以串的,现在大部分拆了。没拆的被装修改造成富豪的深宅大院,公共性反而差了。亲近市民,才是城市的要义。上海旧市区的马路还行走、交流,人们在这里创造新的生活,还有生机。北京的马路,大院很大,机关很多,走半小时也找不到24小时便利店,很多有意思的活动都在封闭空间里进行,普通市民会觉得不够亲近。最近宗明副市长主编城市读本《建筑可阅读》,又传出了一个理念,即城市建筑和社区可以作为文化资源来欣赏,也作为文化产业来发展。建筑文化确实是可以赏玩的,可以经营的。很多人委托我们设计行走路线,一条路线就可以走半天,坐下来吃午饭,下午有空可以再走,这就是文旅结合的事业了。疫情当前,出国出不去,连江、浙临省的边界也时续时断,大家只能行走自己的城市,深度旅游,于是我们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城市空间。江、浙和全国游客不能出国,到上海来看外滩,看徐家汇,看武康路,是半出国,小出国。前几天一个报道说上海的咖啡馆已经是全世界各大城市当中最多的,这个报道我相信,外国人喝咖啡可以在家里,上海人把喝咖啡当作交往方式,要在公共空间里喝,这就导致咖啡馆数量大增。上海的咖啡馆肯定比北京、深圳、广州多,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一方面是空间特征。85度C在上海开首店的时候说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说要把台湾的咖啡文化带给上海,他们不知本埠的咖啡传统要深厚得多。

 

说到现在,我主张,就是说一个好的城市,不是造出来的,而是修出来的。建造的时候,设计师的设计总是有缺陷,不完善,和环境不协调的。但是,可以慢慢地改,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好的建筑、好的社区。这个道理上次在思南公馆和伍江教授讨论时提出来,大家都赞成。城市不是翻大饼,不断拆了造,造了拆。从这个角度来讲,徐家汇源比陆家嘴有意思得多,社区活力也更强。愚园路这几年也火了,主要的功劳是徐锦江总编不断地写。愚园路街道就去修了,现在修出来的这个样子是很好的,说不定就能改造成一个新的好社区了。

 

上海还曾经提出一个很好的主张,即“以人为本的城市”。这个口号是世博会以前就说了,以人的尺度,人文价值的尺度建造和改造我们的城市,这是根本的理念。2010年世博会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现。

 

如今,上海决定把世博园旧址还给市民,开发成“世博文化公园”,这将成为与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同等规模的大都市腹心处的公共空间,无疑是全体市民的大福利!自然也会在上海的城市更新历史上写下最为浓重的一笔!

 

来源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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