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最近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债券收益率上升的迹象，如果美联储跟进反应市场通胀的这一行为，开始进入加息的周期，这样一个通胀预期带来的市场行为的表现，那就意味着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有一些方向性的调整，这对美国国内处在高位的股票市场会带来下行的压力，对国外就会产生资本流出回归美国债券市场的压力。一旦美国股价所带来的财富效应萎缩，那么今天美国消费带来的第三产业和就业的发展，以及提升美国服务业的良好业绩的这样一个循环，就可能冻结，但是我们现在也并没有看到美国现在更宽泛的一个结构优化的调整。同时，因为债券市场收益率上升带来的整个美国资金、海外资金的回流，甚至全球经济如果因受到美国经济这一龙头的影响，也出现了避险的情绪，那么，新兴市场资金的大量流出就会带来其金融市场的震荡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今天未雨绸缪，第一个方面，就要强化资本帐户的管理，尤其是资金流出的管理。另外，我们也要注意资金配置的取向。如果随着金融的开放，很多海外的资金进入到我们不希望进去的领域，比如楼市，我们就需要更加严格地监控资金涌动，更主要的就是防范，因为现在的资金外流可能会导致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空间受到影响。所以，未来资本账户的管理、金融市场的监管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将会启动。同时也要打破实体经济的准入壁垒，释放后顾之忧带来的消费疲软的压力，来对冲可能引发的国内市场流动性不足的挑战。

孙立坚：

全球都在面临经济下行、货币宽松带来的金融资产价格过度膨胀的问题，由于国情的不同，美国的风险在股市，而我们的风险在楼市。由于我们老百姓普遍的以房养老的观念，让很多的行为不再是消费的属性，而更多的是一个储蓄的属性，甚至带有财富投资的投机属性，这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更直接更凶狠（即作为财富会影响消费又作为抵押品会影响投资）。再加上，如果市场投资者还利用了当下资金成本低的特点而过度加杠杆，一旦资产价格出现反向调整，那么债务负担型的经济不仅会引发严重的危机，而且恢复的能力也会大打折扣。

所以，管住杠杆、管住楼价、管住货币将是未来央行为降低系统性风险而做的货币政策的选择，避免发生像当年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因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而造成经济长期低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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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一直在强调要理顺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要金融服务好实体经济，这种路径的选择是从长远发展的视角做出的。由于经济下行的影响，再加上我们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相对薄弱，如果在现在的这种大环境之下，金融还像过去那样自行寻找好的项目，难度就很大。

所以我们采取了雪中送炭的方式，以金融让利的方式来带动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激发市场活力，让实体经济能够先行走向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当经济开始普遍向好时，央行的工作重心又会调整到防止通胀、防范泡沫的稳健政策上来，否则就会带来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金融债务负担的积累也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虽然实体经济有渐渐向好的表现，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这轮经济下行中金融服务的代价，如收益和风险匹配能力在降低，金融机构的期限错配问题开始加大等，以后我们的货币政策要及时地寻找一个较好的退出，让市场的消费和投资释放出的流动性支持我们的投资和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在消费投资疲软的时候，让政府通过货币的宽松来扶持我们的金融，以让它有充分的流动性来支持我们的实体经济。

所以未来方向要调整，但至于货币政策未来是不是要收紧，什么时候收紧，这关键取决于我们经济回暖的程度，即投资和消费是不是形成了良性循环。一旦市场能够独立启动了，我们就要及时防范货币带来的通胀问题和资产泡沫问题，要寻找退出的时机，让市场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环境。如果过度的流动性货币只留在资本市场循环的话，那么，堰塞湖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会通过市场化机制让实体经济吸收变得越发困难，于是，就会造成资产的泡沫，反而会更加使得实体经济投资、消费的意愿因受到资产泡沫的影响而消沉。

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选择好时机进行货币政策转向，但面对上述提到的外部输入性的系统性风险，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对可能是央行大概率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