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疫情肆虐，催生多极新格局，国际形势动荡不定，大国力量对比加速调整。2021年全球局势如何演进？复旦大学沈逸教授做客东方卫视《环球交叉点》栏目解读疫情下的世界将如何被重塑，以下文字由发展研究院根据视频内容编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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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现在其实取决于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各家的疫苗究竟怎么样；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可以有一些预判，就是各个国家政府在分发和推动疫苗接种过程当中展现出的工作效率，他能不能够如期把疫苗所谓的“防疫墙”建立起来，；第三块就是在此过程中，各国能不能进行有效协作，因为现在再持续下去的话，很明显经济会持续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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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它反映出这个世界两种不同的观点，你如果对比中国的领导人和欧美国家的领导人，你就会发现，在疫苗问题上的发言，欧美国家强调的是一种竞争性关系，是一种“谁有，谁无，谁先，谁后”，这种分配通常是从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很少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另一方面你会发现中国领导人讲的就不同，我记得很早，当时疫苗还没有研制完成，我们的领导人就讲“疫苗是公共产品”，而且我们的疫苗都是成本价提供，第一，不涨价，第二，以公共的方式进行分配，第三，我们关注分配的效率。现在发达国家的疫苗接种无非是两个困难，第一就是数量少，而且数量少的原因是他们原则上排斥中国疫苗进入他们的市场，他们为中国疫苗的进入设置了一些条件，他们优先考虑使用“先进国家”mRNA路线的疫苗,而且对本国的疫苗企业有优惠，这是导致他们疫苗产能不足的直接原因；第二个是在分配和执行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他们做得并不好，第一个他们本身的治理能力，第二个就是技术路线，那几个mRNA的疫苗都很难“伺候”的，他们都是多份瓶装，存储条件也比较高，而且它在打之前很麻烦,它需要招一批人专门进行护士培训，要有人专门每天定期从里面分拆出来。一个德国的医生，他工作12小时能拆700针疫苗，就能打700个人，然后在德国有人注射过量，一旦注射过量就是五倍剂量，因为那一瓶就是五倍，一不小心抽了一瓶，打一个人就是五倍剂量，所有这些治理上的细节，反映出的都是能力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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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现在就是有一个缺陷，就是在国际层面上，真正意义上的“善意协调”到底怎么落实。疫苗确实紧缺，总量上它肯定是缺的，但是你说各个国家它面临的接种和防疫的紧急顺序和先后情况真的那么不容易看出来吗？也不见得。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什么问题，就是欧美国家在疫苗供给本就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它对中国的疫苗进行打压和污名化，就是说，我们想做好事，它还不让你做成，甚至还绕了很多弯路，“疫苗民族主义”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更多的是西方药厂和医药集团的利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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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民众的心态或者说这种态度层面的问题，还有由能力来决定的。我记得我2020年的时候确认过一个消息，就是说日本接受各地申报疫情的工具是一部传真机，它每天能够获准的确诊案例就是传真机每天能接收的上限，后来有一阵子疫情加剧之后，它就把一部传真机换成了三部传真机，我觉得这有一种非常魔幻和错位的感觉，以前我觉得这种淡然的处理方式是一种心大，或者说是意志坚定，现在我觉得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官僚就是这样，不争气那能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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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我觉得这就取决于拜登是不是“特效药”。如果跟拜登通一次电话，新冠疫情就会消失，我想这个事情就好办。我想现在日本民众甚至全球民众都这样认为，所有国家的领导人的治理能力的评判就取决于能不能摆平新冠疫情。你告诉我开奥运会有助于防疫新冠，你要证明给我看；或者说跟美国改善了关系以后，拜登会空降很多疫苗到日本，但这不可能，美国疫苗的产能自己还不一定够用。最近美国国内最热的新闻之一，就是有2000万剂疫苗找不到了，现在问题在于他们的疫苗需要打两针，第一针打完时间快到了，第二针不知道在哪儿，如果第一针作废，这一来一往，这个事情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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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现在问题是：第一，你从政治的牌面上来看，无论是拜登赢得的总统选举，还是民主党本身在参政两院的席位分布，它都不是一个强势政府；第二，拜登讲的是“缓和，治愈”，是修复跟对面的关系，但是在美国做的很多问题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强化这种“撕裂”，比如说在众议院里面拜登上台第二天就弹劾他的女议员，现在除了被推特封账号以外，她在国会的一些职务慢慢地都在被清掉，然后美国的国防部据说是要停美军两个月的活动，全面甄别一遍军官和士兵。事实上这就是对于特朗普的支持态度，所谓的发表极端言论的问题。其实我没有看到“治愈”和“缓和”的迹象，我看到的是另一方的“反攻”，我看到的是拜登在国会这边的情况：共和党在逼拜登强化特朗普所有的政治遗产，民主党在逼拜登清算特朗普的所有的政治遗产。然后拜登在上任第一天签的那十几份行政令当中，有一条是把特朗普时期不计入美国人口普查的非美国公民立刻就放进去，（非美国公民）进去之后，它可能在未来十年影响各个选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票分布，甚至会影响选举人票的分布，这会让民主党人获得一种优势，而这种优势在共和党支持者看来，这就是作弊，就是违规，用权力合法地进行作弊，而这种不满情绪又会继续加重撕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孱弱的，然后在重大问题上有很纠结的政府。他对中国的政策迟迟出不了台，外交对话下个雪就可以推迟一次，这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想好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去做。拜登事实上是被掣肘了，被多方面限制了，他面临着这样一个局面，作为一个总统他需要很明确地给出一个方案，带着大家朝那个方向去做，不管那个方案是对还是错，这才是我们预期一个美国总统应该去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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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我觉得他可能会讲很多话，他会诉诸价值跟理念，就像他就职演说一样。他要“撬动”，问题在于它没有东西可以去做，现在很简单，就是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第一，疫苗，做公共产品拿出来；第二，疫苗分配方案跟机制，你美国带头讲清楚，解决全球的需求；第三，在全球经济复苏当中，继续发挥持续动能，做出全球经济拉动的贡献。这三条现在它都有问题。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去渲染俄罗斯的威胁，在这个时候去跟天顶星人，外星人作战，这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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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目前来看，我判断在2022年之前，他大概做的很多事情会聚焦在多边体系和欧洲方向，做一些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没有什么争议，其实也没什么难度的事情，而且把主要的精力还是聚焦在美国国内，因为2022年国会会要中期选举，现在参议院刚刚打平了，万一又丢了参议院，他后面两年就废了，基本上就不用做任何事情，所以他能够做的举措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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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其实放在西方的历史上，它也不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产物，它也就是二战结束后所形成的概念，就是靠二战时期的那种情分，曾经有一段美国相比于欧洲之间的实力的非对称性，和欧洲在冷战时期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的特殊挑战，我认为这三个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基础。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时间流逝，这三块东西本身在贬值，特朗普只是加速了这种贬值。所以美欧之间的关系要完全恢复到那种他们想象的“黄金时期”，也是过度美化的，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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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我觉得默克尔初步奠定了德国往上重新崛起成为欧盟核心的局面，然后新冠疫情和美国应对的失当又给了她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至于她的继任者能不能抓住，那么就考验，继任者和德国的政治精英他们自己整体性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