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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我们存在消费不足这个提法并不科学

本文由网易研究局根据2021年3月20日对张军教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采访编辑整理而成。

 

 

“我们存在消费不足这个提法并不科学”

 

Q

都说我们存在消费不足,你认同吗?

张军:如果你一定要问我中国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吗?我觉得答案是“No”。“足”的标准是什么?参照是什么?在国民收入中消费的占比高低,不能独立讨论,要看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发展模式。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模式不一样,不能机械地直接比照。与世界上其它地区相比,东亚高成长经济体一直有自己的发展模式,高储蓄率便是其中一个鲜明特点。一方面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在经济起飞时期正好成长为劳动力,至少一代人进入工作年龄;另一方面,作为东亚人,他们注重家庭和孩子教育,因为他们把下一代看得很重要,儒家文化历史很长,尤其是中国经历过长时期的低收入、低生活水准或者说普遍的贫困,这些历史记忆很深刻,所以人们非常节俭勤劳。现在的孩子可能难以理解什么是饥饿,但是即便像我的父辈,他们还是有过饥饿的经历的。我也经历过物质匮乏和消费品短缺的年代。所以,贫穷和饥饿离开我们的时间并不是很遥远,其实日本、韩国也曾经是这个情况。在这样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下,在经济发展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拥有比较高的储蓄率就很容易理解。

 

储蓄率比较高的国家或者地区,相对于其它地区比如拉美、非洲、南亚、欧洲、北美,家庭消费支出占整个收入比重就相对来说会比较低。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简单拿中国跟美国、印度或者非洲去对比各自的消费占比呢?第一,这样的比较完全忽略了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储蓄率高低,这跟国民过去的历史、甚至习俗有相当的关系;第二,如果看中国家庭消费支出的绝对增长率,平均而言,过去几十年几乎是全球最快的,因为中国的GDP增长是全球最高的。当然,因为我们的投资增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比消费更快,所以,家庭消费支出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一度会出现下降。

 

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的增长一定有一个主要的推动因素,其它的影响因素或许都是慢变量,比如说习惯、储蓄行为,这都是要2-3代人才能够有些改变的。但是收入变化是比较快的,居民的收入增长快,消费支出的增长平均而言不可能慢。

 

 

“经济贡献中更高的消费占比不是经济变得更健康的标志,反而很可能是人口老化的一个结果”

 

Q

你相信将来我们会有更大的消费比重吗?

张军:我要反问你一句,你认为更高的消费占比是我们经济变得更健康的标志吗?其实不是,对于大多数高增长的经济体来说,这很可能是人口老化的一个结果。

 

现在大家都说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要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其实这个话应该理解为,将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这是对的,但这意味着我们要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才行。其实我们过去的投资会对未来的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的增速就会大幅度放慢,可投资的机会变少了。这当然会让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升高。但这不意味着家庭消费支出会保持比之前更高的增速。实际上,我并不担心我们不会发展到那一步,而是担心到那一步可能来的太快,因为人口的老化会让我们的储蓄率降的太快,结果经济增长一下子变得很慢了。我看到所有东亚高增长的国家或者地区,人口转变都来得很凶猛,结局都差不多。

 

人口转变是指出生率会从比较高的水平上骤然降下来。出生率在欧美的历史上都是很慢的变量,但是在东亚,比如日本、韩国、中国,都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出现巨大转变。总和生育率,也就是某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生育的子女数量就从平均6个下降到1个左右,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可能现在都降到1左右了,韩国甚至还要再低一点,这是非常剧烈的变化。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20年出生和死亡人口统计结果”显示,去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84,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当中是最低的。这很可怕。

 

另外一方面,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越来越高。一方面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也就是每年新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中国去年出生人口可能只有1000多万,过去中国一年的出生人口最高曾经达到3000万,未来出生人口可能不到每年1000万。出生人口过15年左右就变成劳动力人口,可是按照目前的出生率,这部分人口会越来越少,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就越少;另一方面,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又越来越长,就使得人口当中年龄大的、超过中位数年龄的人口越来越多,比重越来越大。如果把60岁作为老年人口的一个分界线,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已经达到2.54亿,占总人口比例18.1%。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强,目前似乎已不可能得到逆转。

 

通常来说,尽管所有的人都要消费,但只有工作年龄的人口有能力储蓄。老年人不再有收入,消费往往主要依靠之前的储蓄。所以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下降时,国民的储蓄率就会下降。储蓄率下降,那么消费占比就上升了。

 

日本从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从60年代到90年代,跟中国过去30年的情况一样,经济发展带有高储蓄、高投资的特征。但是现在由于日本、韩国人口结构转变如此凶猛,储蓄率早已大幅下降,消费占比当然也就上升到新的水平了。

 

一个老人占比较高的社会相对于一个年轻人占比高的社会,消费占GDP的比重肯定更高;但是消费支出的增长不见得比之前更快,因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很多,收入的增长也不如之前那么快了。

 

 

“我担心乡村振兴在很多地方,会变成扩大投资的短视的机会。”

 

Q

现在为什么又要提乡村振兴?非常必要吗?

张军:振兴乡村不是首次被提出来了。过去中国搞新农村建设,搞小城镇化,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后来发现这些做法并不能改变和阻止乡村的人口继续流向城市和大城市。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真正需要的是鼓励包括人口和土地使用权在内的要素的更自由流动。这是大趋势,也是我们这一阶段改革的重心。中央在去年4月份首次出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意见,今年也印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都强调未来这几年要鼓励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其中,人口流动是不可阻挡的,城市化是大趋势。

 

所以乡村振兴关键要想清楚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是想留住更多人在乡村吗?是想推动城乡融合或一体化吗?还是纯粹为了扩大投资需求?其实,留住太多的人是不可能的,而推动城乡融合并不需要从农村入手,而是要从扩大城市入手。现在城乡融合做得好的地方,从来都是振兴城市经济而不是振兴乡村的结果。至于搞乡村振兴如果是为了扩大投资,那这个想法更是要不得。我们之前的教训也是足够多的。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有过一个振兴乡村的所谓反城市化的战略,据说是那时候日本议会中乡村的代表突然增加造成的。结果在数年里政府花了太多的钱,搞了大量的无效投资。日本有经济学家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发现这么做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巨大的负债负担和对日本经济整体生产率的伤害。这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了日本经济的增速,后来不久又遇到外部的石油危机冲击,导致日本经济在70年代初再也无法保持之前的增长势头。

 

我担心乡村振兴在很多地方,会变成扩大投资的短视的机会。其实,乡村振兴应该更多地纳入到促进城乡融合的范畴中去理解。很多人觉得现在经济遇到需求不足的困扰,也没有地方花钱,不如再想出一些花钱的渠道。如果是这样,就太短视了,这么做不仅不可能带来刺激经济的持久的效果,而且必然给我们的经济制造更多的困难和负担。任何规划项目,都要谨而又慎,一定要想清楚是否符合和顺应我们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什么才是大趋势?经济资源的聚合、区域的融合。这背后是要素更自由的流动机制。我们要承认,现在要素的流动还面临很多制度性障碍,需要改革。过去这些年,国家批准和推动那么多的自贸区、还把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等提升到国家战略,目的就是通过推动要素更自由的流动,特别是人口和建设用地流转,形成具有更大的经济聚合力和空间势能。

 

中国整个经济的格局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要素往哪里流动基本上很清楚。城市群、都市圈是最主要的经济发展引擎。在这种格局中,这些地方保留的乡村也会因为经济资源的聚合而与城市融合起来,也会变得美丽的。

 

现在全国还是有两千多个县,有一些非常靠近大城市的县会随着城市经济的扩张被城市化,成为大城市的一部分;有一些县在大城市外围,但是随着经济在空间或区域上的的发展,它会跟大城市在经济上有非常密切联系的地方,与大城市构成所谓的都市圈。比如,苏南地区跟上海的经济联系就是这样,广东的深圳和广州周围的那些县市也构成都市圈的经济网络。深圳和广州周边有好多县级市,经济很发达;上海周边地区的昆山、吴江、江阴、宜兴都是经济上不得了的县市,江阴的上市公司甚至超过很多省市。所以,这样一些地方的乡村在过去几十年的财富积累过程中,已经更新到了一个很高级的水平,这就是样板。没有围绕大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聚集,没有城市化,这些乡村不可能得到发展。

 

来  源 | 网易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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