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从5月份的数据来看，经济整体增长势头由出口和投资这两架马车带动，我们期待的5月的假日效应带来的消费并不是特别乐观，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疫情隐患的存在，使得人员流动不够充分，以及在充分流动基础上，近距离进行商业活动的市场活力也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

第二，由国际金融市场带动的大宗商品市场中，现货价格受到期货价格的影响，上扬的势头非常猛，而中国制造业下游的民营企业数量较多，以至于成本的压力迅速抬升。在此过程中，我们要非常严格地关注或管理好上游价格向下游传导的机制。

第三，全球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海外订单增速减缓，这使得大家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收入就业就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消费行为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的情况。这就会影响到物价上升，企业会受到需求端乏力和供给端成本上升的两头夹击。

因此，未来最主要的改善措施，首先，就是加强疫情的管理；其次，要严格防范上游价格向下游传导引起乱涨价的问题，以及企业互相挤压到期应付的资金的现象， 这就不能形成应收账款，会使得企业抗衡成本上升压力的能力减弱；最后，国家也要通过资源储备的功能，将其投向市场，增加供给，缓冲供不应求的问题。

孙立坚：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央行的宏观审慎性监管政策都在充分贯彻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符合稳增长、稳就业的大趋势。这种大的政策的导向，使得我们的货币政策不会在复杂如今的形势下，再出现“一刀切”的宽松或收紧的情况。所以，这种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要根据市场资金的需求和实体经济的吸收能力来有序地投放资金，防范资金过度集中而实体经济吸收不了，以至于出现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因此，货币政策要保障实体经济健康运行的流动性，尤其要关注企业的偿债能力、金融体系的流动性状况、市场资金的流向，也要做好未雨绸缪的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只有这样货币政策变化才不会导致脱实向虚、资产泡沫和币值不稳的后遗症。当然，我们也看到光有资金也是不够的，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优化营商环境、培养企业家精神，生产出高质量的、令客户满意的东西投向市场，通过利润的增加来缓解成本的压力。

孙立坚：我们今天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要通过行政控制价格来平稳通胀压力，因为行政的过渡干预会影响市场自行克服成本上升的能力，也影响其利用市场环境的改变来抓住利益增长的机遇。所以，与其通过行政管制来直接防范通胀，还不如先做好调研，看看现在的价格形成机制有没有恶意地涨价，看看下游的企业在这种压力环境中，有没有利用其他的营商环境的改善、或者货币对汇率政策及信贷成本的影响，来对冲掉上游价格的压力。尤其是在上游资源型行业出现境外输入性通胀的情况下，这样的应对更为重要。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价格机制控制住，这样反而会带来价格的扭曲和市场活力的下降，管理通胀预期（动用储备、打击囤货、抑制顺势提价行为等）比直接管制物价的副作用要小。所以，我们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增长来防止导致企业利润加速恶化的叠加效应（工资上涨压力、应收账款增加、合同价格乱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