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数字化转型的点睛之笔》

作者 | 杨庆峰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生命伦理研究中心教授  

上海数字化转型已经在产业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及治理数字化等多个方面逐步深入展开。与数字化转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也正在完善，这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提供了外部保障。

产业数字化主要是指向三大产业领域逐步实现数字化的过程。第一、二产业在数字化方面面临诸多挑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冲突梦魇并没有散去，如何结合依然是个挑战；数字化在第三产业已经表现出强劲势头。一机在手，可以预定飞机票、公园门票，可以预定餐厅和车辆。

生活数字化尤其关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主要是指公共卫生、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基本民生领域的数据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应用在公共层面做到了均衡、精准、充分发展；私人领域主要是个体在商业、文娱、体育、旅游等民生领域有了高品质和新颖的数字体验。

治理数字化上，主要指向经济治理、城市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城市数字化的乌托邦指向还是比较明显的。产业数字化能够让常规的、重复的活动变得自动化；生活数字化可以让个体在各类公共空间获得新颖的交互和沉浸体验；治理数字化可以使得治理本身效率提升，变得智能化和精细化。

然而，很多学者注意到了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比如数据是冷冰冰的、被数据化是强制的。在一天的生活中，我们的脸被技术终端无情地扫描多次。因此，很多学者呼吁数字化转型中的温度，这种观点很有必要。在现代技术的冰冷感受面前，它能够确保人们拥有一种温暖。早期的技术，如不锈钢的制品、科学而理性的生产管理流程等，都散发出一种理性的冰冷气质。作为现代技术发展的极致形式，数据技术无疑会将这种冰冷发挥到极致，在无人系统、无人值守的地铁闸机面前，我们一旦遇到问题，束手无策、缺乏关爱的感受会非常明显，虽然这种观点显示出很强的感性味道。

对于数据数字化转型来说，理性态度一直是笔者强调的。理性态度意味着能够把握数字化转型背后的本质问题，把握人与技术的理想关系。在哲学史上，我们看到很多哲学家有着深入的思考。仅在20世纪内，我们就可以看到诸如马克斯·韦伯的铁笼、艾吕尔的技术体系、海德格尔的座架以及斯蒂格勒的算法强制等反思性力量，也可以看到芬伯格的技术建构、伊德的技术意向、维贝克的技术调节以及弗洛里迪的数据伦理等建构性方案。这些学者都对上述问题给以足够深入的分析。如果从反思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很多问题，韩炳哲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新冠病毒疫情下数字化生活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在zoom面前变为僵尸等。

所以在数字化转型这一趋势面前，我们也必须从根本角度展开思考。数字化转型的基质是各类数字技术、信息技术推动的节点扩张，从技术发展看，随着人机物融合群智计算技术的成熟，城市数字化必然会形成人机物智能的空间融合，资本的扩展、人们的需求、融合群智计算以及各类法律规则共同使得各类数字产品汇聚在一起，能够使得数字时代下的人实现“数字空间迁移”。这种空间迁移其实质是从一个应用到另外一个应用。当手机快没电时，有很多不知名的品牌共享充电器等着你使用，只要你愿意绑定并公开自己的信息，利用支付宝的积分，你可以免费租用，这种积分还可以让你无需押金购买自动售货机里的各类商品。技术体系无形之中开放权限让使用者进入一个未名的系统中，这种体验有点类似于“现实空间的被转车”。以前笔者回家经常遇到一种情况，被转到其他车辆上，不堪其扰。

此外，在数字空间迁移中，我们还会碰到的一个证明“我是我”数字身份认同的问题，有些证明材料需要重复提供，甚至需要提供不必要的材料。技术系统已然构筑自身，它以“便捷、方便和效率”这一价值理念为基础延伸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新的需求和问题被重新构筑出来，这种由个体本身潜在需求和不必要的问题构成的东西对于个体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比如短视频、朋友圈的红点提醒你赶紧点击更新。

在这样一个数字空间中，如何实现人与数据的自由关系呢？中国有个“画龙点睛”的成语可以用来概括这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数据、智能、信息等技术共同建构了一条数据之流，各类资本空间隐隐成势，等待着被精准画像的用户被抛其中。面对这些情况，点睛之笔就在于形成在技术体系中拒绝被转、被任意超链接到某个空间地方的意识，在链接处需要设立必要的技术壁垒与法律规范去约束各类技术程序，用独有的自主性和权利让数字空间迁移变得合理而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让数字变得有温度只是点睛之笔的一种形式，还有更多的形式等待着我们去挖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20ZD045）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 | 社会科学报第1776期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