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迫改变传统殖民统治策略，转而在其占领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实行“委任统治”。在此期间，库尔德人占多数的摩苏尔地区被并入伊拉克政治版图，这是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逻辑起点。在英国“监护”下，伊拉克民族国家建构的措施有：建立君主立宪制、鼓励阿拉伯民族主义、维持部落体制等。但是由于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的错位、统治基础的薄弱、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地方主义势力的强化，作为民族国家的伊拉克可谓形神俱散。初创的伊拉克国家无法获得库尔德人的认同，这是其库尔德问题产生的内在理路。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主导的“民主化转型”导致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出现“ 分裂型民主” ，这可以看成是英国在伊拉克委任统治的现实回响。

【关键词】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民族国家；委任统治

【作者信息】杜东辉（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文章来源】《世界民族》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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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指的是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为寻求民族身份认同、民族自治和民族独立而产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声称要再造一个自由、民主和团结的现代伊拉克国家。然而自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来，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分裂在“民主化转型”进程中愈演愈烈，由此造成的国家运转失常很大程度上为肆虐中东的极端势力“伊斯兰国”提供了生存空间。对于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国内外学者多从联邦制建构、地缘政治博弈、国际法、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等方面加以研究，对民族国家视角下英国的委任统治及其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还缺乏必要的考察。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现状虽然与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造就的混乱局势和政治真空密切相关，但也有其历史根源。正如英国政治学家托比·道奇所言：“如果一个人可以捡起一片象征伊拉克的瓷片，上面会刻着‘白厅制造，1920’。”作为地理概念的“伊拉克”很早就存在，而作为政治实体的伊拉克国家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三个差异甚大的行省上建构出来的产物。正是因为如此，英国的委任统治（1920-1932）是理解当今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重要历史参照。库尔德人占多数的摩苏尔地区是如何被纳入伊拉克国家版图的？英国将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整合到一个民族国家面临哪些阻力，其实践是否成功？委任统治对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的形成有哪些深远影响？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做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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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伊拉克施行委任统治的历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印联军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并于1918年11月初(当时停战协定已经签订)继续向北推进，占领了库尔德人居多数的摩苏尔维拉亚特)。1920年8月，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签订《色佛尔条约》，规定在不排除摩苏尔在内的库尔德斯坦实施民族自治。英国的意图是使库尔德自治实体充当抵御北部苏俄威胁的缓冲区，然而随着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胜利，对摩苏尔同样有领土要求的土耳其与英国展开争夺，导致所谓“ 摩苏尔问题” 的出现。同时，库尔德人也在英占库区发起了民族自治运动。在新的局势下，英国既要调整传统的殖民策略，又要重新界定伊拉克的边界。

01  从殖民统治到委任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的军事-领土型的殖民主义开始向更加“文明”的“委任统治” 转变，这种转变主要由“民族自决”观念的流行所致。
 

02  库尔德自治实践的失败

当英国的外交官在谈判桌上运筹帷幄之时，摩苏尔地区也兴起了民族自治运动。这场自治运动尽管很快随着英军的重返而遭镇压，但它揭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部落叛乱式的新型社会运动：通过诉诸符号化的国家想象，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试图在传统的部落自治与其期望的民族独立之间创造出某种联系，这种“传统的发明” 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成为未来伊拉克建构共同体意识的不利因素。

03  摩苏尔被纳入伊拉克边界

摩苏尔问题是20世纪20年代中东的“热点问题”，围绕它产生了复杂的纠葛，其背后的主导因素则从战后初期库尔德民族自治问题转变为英土的利益争夺。在此过程中，库尔德人沦为英土领土诉求的“典当”，双方对库尔德人的“许诺”(政治自由和民族自治)最后都证明是一种政策工具和空头支票。摩苏尔争端的最重要遗产是，它最终结束了伊拉克北部与土耳其东南部边界的模糊状态，并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了1918年英国占领摩苏尔后的边界现状。由此，伊拉克的政治版图基本确立。然而，摩苏尔并入伊拉克也标志着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产生，这是因为合并摩苏尔违背了库尔德人的意愿，并进而导致由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拼凑起来的国家并不具备“ 共同体想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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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民族国家建构面临的碎片化现实

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审视伊拉克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后殖民国家，可以发现碎片化是其基本特征。

首先是缺乏共同体想象的历史和地理基础。回顾历史，1921年之前并不存在以“伊拉克”命名的政治实体，历史上指涉这一地区的地理概念有很多，并没有固定的用法。作为政治实体的“伊拉克” 形成的时候，建立在地域认同和历史文化积淀基础上的身份观念( 即“ 伊拉克人的伊拉克” )及其蕴含的民族情感和共同体意识(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并没有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异质化的人口构成与宗教矛盾。在人口构成方面，异质化是这个新生国家的基本特征，且并不单单指其境内存在着许多族裔和宗教上的少数群体，还体现在它的主体民族阿拉伯人内部的什叶派与逊尼派之争。

第三是区域经济差异与部落体制的广泛存在。在经济上，战后中东国家边界的划分阻断了传统的商贸联系，伊拉克尚不存在经济共同体意识。此外，伊拉克还存在广泛的以部落为基础的原生组织，部落中出现的联合更具流动性，分裂是普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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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主导的伊拉克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

族群归属的差异、复杂的宗教矛盾和碎片化的部落组织构成了伊拉克这一初创国家的结构性特征。在这种状况下培育国族认同和建构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伊拉克面临的主要难题。基于民族国家理论和委任统治期间英国在伊拉克采取的措施，笔者试从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三个层面分析伊拉克民族国家建构的得失，及其与库尔德问题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

01  国家建构:有名无实的君主立宪制

徒有虚名的宪政并未为伊拉克带来族群间均衡的权力分享机制--现代多族群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最直观、也最有效的方式，而是导致了少数群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英国主导的国家制度建构看似使伊拉克拥有了现代国家的外观--议会、内阁、选举和宪法，但在一个部落结构盛行、中产阶级稀缺、公民意识淡漠、宗教思想浓厚、国族认同缺席的前现代国家直接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几乎不可能出现理想的后果。事实上，英国在意的并不是伊拉克对移植英式政治制度的容受度，以及这种制度是否会导致水土不服，英国关注的焦点是设计一套隐蔽、廉价但有效的控制系统，以实现最低限度的开支和最大限度的利益攫取。

02  民族建构:对抗性的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中东地区并没有如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愿，形成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而是出现一个英、法主导的委任统治体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埃及、苏丹、叙利亚、黎巴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产生地方性民族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同地方性民族主义合流。在伊拉克，民族中心叙事常把1920年的叛乱描述为一场民族起义，并将之作为“ 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开端。而1936年10月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打出的口号则是“伊拉克人的伊拉克” 。这些似乎说明，伊拉克也出现了地方性的民族主义。在“ 他者” 与“ 自我” 不断对照中，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政治性越来越强，成为潜藏在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对抗性力量。

03  经济建构:部落体制的存续上

伊拉克地方性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带有明显的部落特点，而英伊当局对待部落谢赫的措施则是挑选部分愿意合作的部落领袖，将其作为中央政府推行地方治理的代理人，由其负责征收赋税、开发沟洫和维持秩序等职责。作为回报，部落首领可以享受地方经济特权，或直接获得英国的补助。英国在库尔德地区的困境则是一度挑选不出顺从的部落首领。此外，英国推行部落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面临着财政困难，为缓解财政压力，战后历届内阁无不重视裁撤兵员和缩减海外支出。这一政策造成的不良后果影响深远，包括地方势力在中央政治权力分配中开始崛起；英国的部落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的部落政策对伊拉克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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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委任统治时期，英国的地位不断受到失宠政治精英和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的挑战。为了缓解帝国利益与伊拉克独立愿望之间的冲突，减少在伊拉克承担的责任，1929年英国宣布放弃委任统治，支持伊拉克进入国际联盟。这引起库尔德人的恐慌，因为自国联边界仲裁决议生效以来，伊拉克政府并未就库尔德人权利的保障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1930年新的《盎格鲁-伊拉克条约》也没有涉及库尔德人权利的保障性条款，随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不断向日内瓦的“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 申诉，要求在国联的监护下成立库尔德政府。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英国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关联可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理解:
 

第一，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产生起源于英国主导的边界划分。第二，以委任统治为掩护的英国殖民主义是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产生的主要推手。第三，中东民族国家秩序的形成是库尔德问题的主要背景。第四，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下，伊拉克民族国家建构的失败致使其频频面临合法性危机。第五，委任统治是在国际联盟的名义下开展的，国联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库尔德人权利的保障。第六，委任统治的遗产是理解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民主化转型”失败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