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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希哲:每年超2000万人退休,对新一轮“退休潮”应有所准备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需要恐慌,但需要有所准备。实际上,人口老龄化是全方位的社会形态的变化,所以需要从国家、社会、个人更全面的视角来落实这样的国家战略。

我国上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将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新一轮“退休潮”再次引发公众对老龄社会的热议。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从年龄构成看,2021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而从2022年开始的未来15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退休潮”,60后和70后是这轮“退休潮”的主力军。

 

新一轮“退休潮”的成因是什么?将对未来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公共政策又将面临哪些调整?为此,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彭希哲近日接受专访。他指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不需要恐慌,但需要有所准备。人口老龄化是全方位的社会形态的变化,所以需要从国家、社会、个人更全面的视角来落实这样的国家战略。

 

“退休潮”由人口结构决定

 

你如何看待近期媒体热议的“退休潮”?

 

彭希哲:整个60年代,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量保持在2500万以上。而1962年出生的男性到2022年满60周岁,进入了退休年龄。至此,在1962-1974这波婴儿潮中出生的人,正逐步踏入退休阶段。这波“退休潮”会持续15年左右。实际上,未来几年所出现的“退休潮”主要是指男性的“退休潮”。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文件规定,女职工满50周岁、女干部满55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相比于男性满60周岁退休,女性退休年龄较为提前。因此,2022年对于女性来说,不是进入“退休潮”而是进入“老年潮”。

 

你认为这一轮“退休潮”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彭希哲: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大幅度下降。在这波“退休潮”中,每年都会有超过2000万人退休。与此同时,我国每年新增加的潜在劳动力供给大概在1700万-1800万。也就是说,每年都会减少300-500万劳动年龄人口。对于就业人口来说,如果退休年龄没有产生变化,那么未来几年的从业人员包括潜在的劳动力供给都会大幅度持续减少。

 

其次,加大养老金压力。主要由两方面造成:一方面,由于退休人数的增加导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退休人数比新增加的就业的人数多,缴纳养老金的人数会持续下降。

 

此外,“退休潮”还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需要依靠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科学技术投入三方面实现经济增长。在资本和科学技术(其中科学技术主要用全要素生产力来表示)这两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投入的减少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减慢。

 

较之国外,中国的这一轮“退休潮”将呈现出哪些特征?

 

彭希哲:不应该说这一波“退休潮”有独有特征,它反映的是整个中国老龄化的特征,主要呈现以下:

 

一、老年人口数量特别大。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从年龄构成看,2021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这表明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特别巨大并且老年人口数量会在未来将近30年的时间持续增长。

 

二、老龄化速度特别快。按照国际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属于轻度老龄化,达到14%属于中度老龄化,超过20%则属于重度老龄化。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 表明中国老龄化加深速度很快且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阶段。预计在2035年之前,65岁及以上人口会超过全国人口的21%,从而进入到深度老龄化阶段。其实,按照65岁的年龄标准来计算,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从7%到14%再到21%,大概用34年的时间。而在欧美大部分的国家,都是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可见,我国老龄化加速程度之快。

 

三、存在巨大的区域性差异。由于各地区生育率差异、死亡率差异以及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也各不一致。如果有年轻人口流出,那么该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就会进一步加深。按照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来看,青海、西藏等地还未进入老龄化阶段。但如果按照老龄化的标准,上海早在197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因此,上海老龄化开始的时间比现在的青海、西藏要早将近40年。

 

多支柱的养老金模式需完善

 

有报道称,中国是从“农村先老”走向“城乡共老”,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程度均高于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格局明显。并且,由于农村老龄人口只有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各个地区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标准也不尽统一,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

 

彭希哲:我国目前的养老金制度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一开始并没有一个覆盖全体国民的统一整体设计。中国基本养老金分为几个不同板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包含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从覆盖率来说,全国超过90%以上的人口都有养老保险。但是,每一个不同板块之间的养老金差异很大,一般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会多一些,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次之。其实,早在2014年4月2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缩小城乡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但即使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养老金统一,养老金数额还是比较少。特别是农村养老金,因为它还没有进入国家统筹的范围,还是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定。所以农村居民的养老金相对还是比较低的,可能只有几百块钱的标准。有的地方甚至只有几十块钱的现金,差异还是很大。

 

农村居民养老金和其他类养老金存在差异的原因有哪些?未来养老金政策是否会进一步改革?

 

彭希哲:相比较城镇居民养老金模式的全覆盖,农民有自留地以及土地经营的部分收入。因此,农村居民养老金是在农村生产经营之外的补充性养老金模式。当然这个模式,会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也会随着城镇职工养老金从各个省的统筹过渡到国家统筹之后,从而逐渐过渡到国家统筹。但短期内还做不到。目前城镇职工养老金还只是到省一级统筹,更多是依靠国家转移支付来平衡各个省份养老金收缴之间的差异。因此,目前我国还没有发展到整个公民都能享受统一养老金的阶段,但未来这是一个方向。此外,我国还有像公积金、企业年金或者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等,这些不同于基本养老金的“现收现付”,是属于个人积累型的养老金模式。所以在未来,我国的养老金制度会越来越完善。

 

目前养老金筹资模式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度,在面临“个别区域年轻人不足以及大批老年人退休”的背景下,是否会造成养老金亏空现象,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彭希哲: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实际上,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导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缴纳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减少,势必会对我国整个养老金系统带来影响,尤其是“现收现付”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对此,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调整。

 

一是扩大养老金的缴费面。由于城镇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导致城镇职工缴费和领取养老金的比例更为恶化。此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城镇户籍的职工才缴纳城镇职工养老金,很多地方的农民工是不能缴纳城镇职工养老金。因此,要尽可能把所有城镇就业劳动力的养老金都纳入到城镇职工的养老金体系中。

 

二是降低养老金缴费比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纳比例:职工所在企业缴纳20%,职工个人承担8%。我们看到,28%的养老金比例是很高的。因此在扩大养老金缴费面的同时也要把养老金的缴费比例降下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更多的农民工或者小微企业的人加入到城镇养老金的系统中。从养老金投资角度出发,虽然缴费比例会下降,但是总的缴费量有可能上升。

 

三是加快推进养老金全国统筹。从国家整个养老金系统来看,缴费多于支出。到2020年底,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4.5万亿元。但有不少省区养老金出现问题,尤其是东北三省出现当年收缴不能平衡当年支出的态势。因此,需要依靠国家转移支付弥补养老金亏空,2021年中央调剂基金规模达到9300亿元,国家转移支付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但是,能够上交国家养老金余额的省份也在逐渐减少,比如长三角、广东等地,而依靠国家支持的省区逐渐增加。因此,养老金平衡管理需要全部放到国家层面重点操作,将原来省一级的养老金统筹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养老金统筹,把原来的养老金转移支付变成国家对养老金的统一管理和统一支付。

 

四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于平衡养老金收支来说,延迟退休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减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另一方面,增加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减少养老金支出。这项工作一直在做,但官方还没有宣布正式方案。

 

五是推进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我国养老保险的三大支柱分别是: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工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中国目前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前身是1955年以后开始建立的单位保障,俗称“吃劳保”,后期在发展过程中,城镇职工养老金与城乡居民养老金共同构成我国养老保险的第一支柱。虽然第一支柱近年来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但保障水准较低,长期持续平衡挑战很大。第二支柱所提及的企业年金和职工年金有一定发展,但覆盖人群有限,企事业单位面临的经济负担压力较大。因此,必须推动第三支柱的发展。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其中提出,要稳步增加养老社会财富储备,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此外,《“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符合老年人特点的支付、储蓄、理财、信托、保险、公募基金等养老金融产品,研究完善金融等配套政策支持。这些都可以为缓解养老金压力,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经济持续发展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根本

 

2022年2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该通知对我国“十四五”期间养老事业和养老服务作出全面规划,再次提到“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延迟退休以及鼓励让健康的老年劳动力持续参加社会活动,你怎么看待?

 

彭希哲:延迟退休本身来说是一项很复杂的公共政策,也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种改革。依据中国改革的传统做法,一般是先试点,试点成功之后再全面推广。目前的试点最主要表现在特定的高学历,高职称人群,比如,处级以上的女性公务员可以到60岁退休,大学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到65岁甚至更高年龄才退休等等。但对于普通居民来说,这件事情还处在酝酿阶段。特别是疫情期间,面临经济下滑以及就业压力,首先要保证的是大学生就业,因此,“延迟退休”落地肯定会有所推迟。

 

实际上,老年人的就业岗位和现在的年轻人就业岗位绝大多数不存在竞争关系。年轻人就业更多是在IT、金融等新兴的科学技术行业。但现在即将退休的中老年劳动力,更多是在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中。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其他传统行业会始终处于劳动力短缺状态。而在未来5到10年里,大学生就业可能会始终处在一种相对困难的状态。

 

延迟退休什么时候实施,采用什么样具体的方案,会直接影响到当前的就业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稳定,甚至会对未来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会带来影响,所以国家在这方面非常慎重, 也需要社会面形成尽可能的共识。

 

应对老龄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战略,未来公共政策可能面临哪些重大调整?你认为政策制定应该从哪些方面着眼?

 

彭希哲: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生育率下降和个人寿命延长。另外,对于地区来说,老龄化程度会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如果有年轻人口流出,那么流出地老龄化程度就会进一步加强。应对老龄化作为国家战略,涉及到教育、福利、医疗、健康、产业等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总体而言,应对老龄化是全方位的,为这一战略的落地需要制定实施很多新的公共政策,我认为公共政策目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完善生育政策,鼓励并帮助年轻人结婚成家生育。从人口结构的角度考虑,虽然提高生育水平短期内不会对老年人数量产生影响,但会使得未来劳动力的比重有所上升,对年龄结构和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也有助于减缓老龄化压力。

 

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这里涉及“积极老龄化”的概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积极看待老龄化的过程。退休年龄是人为划分的,实际上,个体乃至群体都应该也可以在全生命周期积极发挥作用,自立自强,积极为社会做贡献,也有利于自身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做到老有所为,就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也需要很多法规条例的修改。比如,老年人退休后继续工作,就需要税收制度以及工伤待遇等进行一系列改革,进而鼓励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建立以及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老年人面临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有的知识储备中一部分已经过时。因此,老年人在老年期间继续就业或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要能够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成果,就需要跟上发展步伐,填平数字鸿沟,这都需要有继续教育培训体系的支持。老年大学以及我们国家现有的教育模式,是没有办法涵盖的。所以我们需要建立真正的终身教育或者终身学习系统。

 

推进经济结构和产业模式转型。过去传统的产业模式都是以大量使用年轻人为主,其实,传统的依靠大量廉价年轻劳动力发展经济的时代正在成为往事。未来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必然要适应年轻人和老年人以及机器人共同成为劳动力资源的态势。说到底,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根本。

 

“银发经济”将是朝阳产业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也表明我国已经进入“银发经济”发展的提速阶段,你如何看待“银发经济”这一提法?“银发时代”到底是机遇还是危机?

 

彭希哲:关于“银发经济”的提出,最早出现在十九大报告以及“十四五”规划中。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中明确提出“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这是中央首次将“发展银发经济”列入国家战略安排。之后,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开发适老化技术和产品,培育智慧养老等新业态”。但是,实际上国内对银发经济概念使用上整体比较乱,有老龄经济、老龄产业、养老产业、养老服务业、银发产业、银发经济等各种说法。

 

我们认为,银发经济是以老年人为对象,为老年人提供日常消费、精神生活、医疗健康等产品和服务,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等的产业集群。银发经济的覆盖范围很广,对于银发经济的概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此外,老年人口的数量会直接牵涉到银发经济未来的规模,即将步入老年的准老人也会需要一些银发经济的产品。总体来说,这波“退休潮”会使得老年人口快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相比较而言,我国“银发经济”现在起点还比较低,但未来会比其他年龄段人口消费需求的增长都要大。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以及国民收入、个人消费能力增长,国家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提高,对银发经济以及银发产品的需求,也会呈现正相关的增长关系。因此,从大趋势来看,“银发经济”在未来肯定是朝阳产业,会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预测,到2035年和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分别达到3.46亿和4.49亿,老龄化率达到20.5%和37.3%。到2035年,我国就已经进入到重度老龄化社会。从更长远时间维度来看,你觉得为应对老龄化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彭希哲:现在整个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与世界先期老龄化国家的老龄化程度相比还是很年轻的,处于老龄化的中期阶段。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比重为14%,而日本65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9.1%,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可以说,几乎所有欧美国家目前的老龄化程度都比中国要高,尤其是西北欧的国家。但由于我国老年人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使得我国面对的人口老龄化挑战更加紧迫。最为明显的一点是,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使得个人和社会适应从年轻化社会过渡到老龄化社会的时间、社会调整政策的时间以及各种福利制度完善的时间都很短,所以社会上也对老龄化问题产生广泛焦虑。应对老龄化挑战在国家、社会、市场、家庭和个人层面都有很多的事要做,是一个全局性、复杂性和持续性的过程。就个体而言,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为应对老龄化做准备:

 

积极看待老龄化。我们要对人口老龄化有正确的认知,人口老龄化无法扭转,它是人口变化的必经过程,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生育水平降低和人之所以会活得越来越长,都得益于医疗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社会发展,所以人口老龄化是必然的,不要把它当成一件坏事。

 

过去那种以年轻人为主的社会形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以后将生活在老龄社会。因此,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发展的模式都要相应发生改变,对应地也会面临养老金、劳动就业、终身教育、医疗健康等挑战。现在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应对老龄化就是要解决养老金或者老年服务等老年人的问题。其实,人们应当认识到老龄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老年人比重越来越多、年轻人比重相对来说越来越少正在成为常态, 应对老龄化是涉及所有年龄段人群的事情。对此,就业模式、福利模式、医疗模式、教育模式等都要跟着发生变化,我们每个人也要适应这样一个变化的进程。

 

把握“全生命周期”概念。我们每个人在30多岁以后身体功能就开始减弱,直到出现半失能半失智,并最后进入失能失智阶段。老年时期的身体健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轻时代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所以“健康老龄化”不是等到老了才开始保健。同样,保持终身学习习惯,不断跟上社会发展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良好的社会参与也有助于我们在老年时期身心健康、生活美满。

 

国家需要为应对老龄化做好财富和资源的准备,我们个体和家庭同样如此。养老金融和养老保险的产品会不断开发出来,个人也需要有一定的财商和养老金融的观念和实践,在经济上为未来做好充分的准备。

 

来源 | 界面新闻,原标题为“【专访】人口学家彭希哲:每年超2000万人退休,对新一轮“退休潮”应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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