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孙立坚：

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在疫情的管控下经济运行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尤其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及信贷政策，都在强化精准，引导资金为实体经济服务。尽管如此，但因资金是流动的，在完成实体经济第一轮投资后，投入就变为了产出，以货币收入的形式进入企业和机构的利润，也进入了老百姓的收入中。那么第二次国民储蓄在转变为投资时，或是老百姓的收入是转化为今天的消费还是储蓄（为明天的消费做准备）时，就出现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民生相关的问题不解决，那么“以房养老”，“不理财幸福不理你”等观念，就会让社会的资金过度集中到一二线城市或中心城市的房地产投资上。有了这样的储蓄需求，企业也会将利润用在金融投资（保值）的过程中，而不是加大实业投资的力度满足当下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来获得企业利润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货币的发行量过大和信贷增长过快，产出的资金回流，因为是耗资巨大的基建投资为主，所以，资金回流时间很长。出于保值的需求会攀升，储蓄就会走向高收益、低风险的产品（未来会刚性兑付）。于是，市场这种选择必然会带来中心城市房地产市场资金“堰塞湖”的问题。

Q

孙立坚：

最主要的还是要依靠供求的市场手段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粗暴的行政干预方式。当然，现有城市用地看上去似乎越来越少，但如若能够将土地资源的配置进一步改善，释放土地应有的使用价值，如高空发展或激活宅基地的价值创造能力，情况就会大为不同。另一方面，伴随住房意识和住房政策的优化，增加多元化的住房产品，处理好新房、公租房和商租房的比例，这也是供给端需要解决的问题。需求端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以及形成的杠杆增加的监管强化问题。和加快中心区域周边城市化功能的建设，把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民生服务功能搞上去，那么，居民住房负担，通过租房和居住与工作区域的分离和公共资源体验均等化的机制创新也是可以解决中心城市房价过高、城市功能负荷过重，居民生活体验的质量和消费能力双下滑的问题的。不管怎样，房价问题是关系到民生利益和市场活力的重大问题，政府在解决公共资源稀缺和区域之间不平等、不协调的机制瓶颈上要花大力气，而且要在货币财政的政策手段上加大创新的力度，而在房产税和信贷窗口指导上要把握好时空的度，提高监管的能力和效果，确保资金在实体经济部门中正常循环，从而减少债务高企、资产泡沫膨胀等系统性风险增加的隐患。

Q

孙立坚：

委员们的提案确实来自于市场发展的需要。具体反映在：一是整合各大平台的业务和资源，不出现金融资源过度的分流，使得业务间协同效应充分释放，从而尊重金融产品内在的风险和收益的属性，更好发挥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流动性保障、风险分担的市场规律。二是通过上市带来股权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机构自身公司治理的能力，促进机构资产配置的效率和由此带来的业绩提升。三是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如何用国内自身的竞争力应对初期外资机构进场带来国内资金分流、储蓄流失的金融不稳定问题是很关键的！所以，若能达到业务整合、资金整合、市场整合发挥的规模竞争力效应（运营成本降低、网络效应增强）那么，就能够通过这种资本化带来的抱团取暖的效应，构建中国金融体系的“护城河”，增加竞争力和国家金融安全。

但我们也需要看到面临的挑战：一是提供服务的机构同样也参与商业模式，既是“球员”也是“裁判”，可能会存在角色不清晰带来的复杂性问题，从而导致监管不及时或无从下手的问题，于是金融市场大起大落的波动可能难以控制。二是上市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不匹配发展，那么大资本集中在单一渠道，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堰塞湖问题。三是一旦出现互相依赖的关系，那么，任何个平台出现的问题，就会产生强大的溢出效应，可能使整个系统都处于震荡不稳定的风险之中。对于这样的挑战，我们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因为我们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与市场成熟度，和处在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完全不同，于是，这种生态环境下的金融风险和收益的形成及其特点是完全不同的，开放倒逼改革的逻辑在金融体系如何实现，一定要研究透彻，否则，一旦不能驾驭，社会恢复成本比起发达国家要巨大的多。总之，“稳中求进”，是今天金融开放和做大金融相关的战略设计中，都应将其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