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

孙立坚：我们看到拜登最近为了推动自己国内的基建需要投放大量的资金，所以他将有更大规模的发债计划，这严重冲击了债券市场的价格，造成了债券收益率的上升。按理说在2008年，在债券收益上升这样的挑战面前，美联储会很快地参与到市场投放流动性，但是随着现在美国经济的好转，美联储目前货币政策的目标有一个微调的迹象，那就是把自己的重心放在通胀预期的管理和稳定物价的过程当中，在这种货币政策趋于稳健的情况下，债息上升会导致市场被动去杠杆，债务违约风险加大。而且在全球金融化的今天，它还会产生较大的溢出风险。最近美国金融市场出现的家族基金资金链断裂，并进而引发华尔街大鳄对中概股投入资金的回撤潮现象，可能就与债息上升有关，值得继续关注。

Q2

孙立坚 ：每次欧美市场利率下行，新兴市场国家本来脆弱的经济基本面靠着海外资本的流入来支撑平衡，尤其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以后，会造成开放度较大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资本外逃的情况，此时，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为了防止资本大量外逃都会不得不加息，这就会造成国内经济融资成本急剧上升，而债务负担不断加剧，投资和消费因此带来的萎缩，更让本国的经济难以负重，从而引发非常明显的货币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

就比如最近土耳其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于资本的流动造成的，而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本来就脆弱，于是，长期以来靠金融的开放吸引海外的资金来填补经济基本面造成的资金缺口问题的融资模式，在美国的利率或者国债收益率上升的冲击面前，反应境外投资内的风险溢价（收益的补偿）被缩小了，于是，当外国投资者在土耳其的风险敞口，不能通过在本地获得足够高收益收益去对冲的话，就会造成大量的海外资金离场而进入到美国的市场避险，这就使得土耳其的经济基本面在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出击下，出现了本币大幅度贬值，通胀高企，社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新兴市场若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该从根本上去思考如何将自己的储蓄转变为有效的投资，而其中如何发挥金融服务能力去改善经济基本面就会变得尤为重要。如果上述这样一个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金融开放就会给自己埋下一个非常危险的导致未来金融危机的隐患——突发性资本大量外逃。

Q3

孙立坚：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体量虽然达到了世界经济的第二位，但从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的成熟度来看，我们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的阵营当中，但是我们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的经济基本面是比较良好的，而且在走出了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落入低谷之后，我们的货币政策已经从扶持经济而需要的宽松货币信贷环境中走了出来，并转变为今天防止洪水漫灌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受到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带来的冲击相对较小。

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加息面临着自己本国经济基本面无法接受资金成本上升的挑战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讲，这个问题却不严重，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需要十分注意，那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调整价格的信号，也会影响到中国金融市场的价格预期，这样的预期会导致投资者现金为王，也会出现流动性蒸发、资本市场价格因此受到重挫的问题。

中小房企融资能力低下和融资条件苛刻，靠短期游资支撑楼盘运作的可能性较大，所以首当其冲会受影响，但也要防范因此带来市场避险行为增大，导致市场资金回撤规模增大，从而增加整个金融系统性风险。这个必须未雨绸缪，加大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和投资者杠杆比例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