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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孙立坚:中国部署绿色金融,需要做好压力测试

针对中国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年2月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代表着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正式开放。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的正式出台,也意味着中国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正式启动。要达到碳中和,碳交易市场是主要的工具手段,当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框架处于什么阶段?凤凰财经日报邀请到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对此进行解读。下文由发展研究院根据视频内容,结合孙教授的拓展说明编辑而成。

 

Q1

中国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生态环境部今年2月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代表着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正式开放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正式启动,碳交易市场是实现碳中和的主要工具,当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框架处于什么阶段?

 

孙立坚:碳交易市场在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碳交易市场的作用就是要推动碳排放的减少,我们需要发挥金融的功能来激活市场的动力。

如果单靠政府来解决绿色金融的问题,而没有培育起市场的话,会造成财政的负担,甚至可能会由于行政指导的资金投入过量而出现产能过剩、库存增加的后遗症。这很容易带来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以及中央财政恶化的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六大功能,调动大家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来高效率和低成本地完成30:60计划(即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也涉及到绿色金融生态体系的构建问题。

首先,碳交易市场中碳价格的发现非常重要。碳交易市场在欧洲起步很早,但它也经历过一个波动的时期。最开始市场的交易制度还没有设计好,只是一味地希望大家能利用好碳额度来提高自己绿色转型的动力,于是欧洲政府就规定,碳额度不能积累到下一年度。但是后来就发现,一些用不完自身碳配额的企业不确定是否可以将配额放到市场中交易,最后导致碳市场供求不匹配致使价格跌到地板。所以,在今天的碳交易市场中,用好碳配额的发行机制是确保碳交易市场活力的重要一环,甚至碳配额交易数量的设计也直接影响到企业参与市场交易的意愿。

图一:试点市场的实际价格范围以及对全国体系的碳价预估(元/吨)

图源:作者提供

 

其次,就是风险分担的功能。一些大企业要在短期内实现碳减排的严峻目标,可能会严重影响到它的主营业务。所以,它在渐进式改善自身技术、减低排放的过程中,需要一些碳配额有余量的企业(如技术密集型企业,创新性企业或规模较小的非制造业企业等)通过市场交易,将配额借出来实现它的排放需求,这样,这些大企业才不会因为减排压力而停工停产,才能在保持自己的主营业务的前提下不断改善绿色技术。

另外,金融市场还有流动性保障的功能,这使碳排放权能够在市场交易当中迅速找到需求方,不会造成碳配额闲置的问题。要让大家进入到碳排放的市场,关键需要国家提高碳排放的要求,逼迫传统赛道转型。当然,国家在提高标准的强制性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碳配额交易的平台,让碳配额在规模不一、需求不同的企业间流动,使有余量的企业可以通过销售获得回报,使压力较大的企业获得缓冲并且在自己的赛道上继续发展。

图二:碳交易示意图

图源:作者提供

 

金融市场信息生产的功能会在交易过程中显现。我们能在交易过程中看到市场的承受能力,能通过参与主体类别的变化看出国家制定的碳排放标准的严苛性和企业群体的接受能力是否匹配。如果标准过高,经济下滑的压力就很大;如果标准过低,我们就无法实现对世界的承诺,也不能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美丽宜居的家园。

金融市场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公司治理的功能。如果企业不愿意花精力来减排,而继续保持超额的碳排放的话,国家监管就立刻会对它做出惩罚,这种间接性的通过碳排放交易市场形成的信息生产,最后转变为企业发展的代价时,就会起到公司治理的约束力,导致企业必须转型,否则巨大的惩罚成本会断送它的前程。如果及时地跟着国家给予的软着陆的节奏做好绿色技术升级换代的话,企业的主营业务就能够继续保持过去积累的竞争优势。

金融市场还有一个好的功能,叫价值创造。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占比较高,所以市场对配额的要求非常高,这就鼓励一些企业通过提高自身的绿色技术去降低排放的比例,节省配额,再将节省出来的配额放到资本市场上,去寻求财富的回报,这也会倒逼有能力的企业不断地创新绿色技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朝着绿色产业发展。

要真正发挥金融市场的六大功能,需要一整套的配套措施,比如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交易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奖惩制度等的建设,才能有效推动中国制造业绿色技术的进步,推动企业的转型发展。这样,我们才能在碳排放降低、碳综合能力上升的环境当中,继续发扬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Q2

碳金融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初始阶段,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经济体,如何确保在碳交易、碳金融市场掌握话语权?

 

孙立坚:中国的碳排放市场或碳金融市场,现还处在起步的阶段,我们如何能够在中美关系复杂的情况下,甚至在中国主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重构的合作共赢的全球化绿色环境中,发挥我们的话语权呢?关于这点,我想说中国在碳金融市场有三张好牌。

首先,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化时,有强大的农民工群体进入到制造业,形成了中国具有成本优势和价格竞争力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国企、央企通过改革、优化公司治理,形成了较大的生产力,大批的民营企业也进入到制造业的赛道。所以,中国制造业中规模不等、数量丰富的企业群体在如今经济优化的过程中,将会形成碳交易市场的巨大配额需求,企业规模不同,他们所需的碳配额就不同,他们就需要在碳交易市场中寻求与自己适配度的碳配额,这就是中国碳金融市场的一个优势。

第二张好牌,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或者说是顶层设计的优势。具体而言,就是当我们的顶层设计看清了中国可持续发展需要减少碳排放,我们就会有坚定的决心和长期规划去达成这个目标,这是四年就要更换领导层的西方世界难以做到的。并且,我国政府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管理渠道,得到地方政府、国企和央企的呼应,甚至地方政府和国企央企形成的绿色赛道和绿色生态,又能让民营企业感受到大环境背后的机会而参与其中。

另外,金融部门,尤其是银行部门,拥有大量的市场储蓄资源,他们业务模式的思路也和国家制定的大方向保持高度的一致,这就使中国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力量去支持绿色信贷和绿色金融资产的投放。

第三张好牌,是我们的先发优势。在一些新能源的赛道上,中国已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掌握着优秀的技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且中国有异常强大的市场需求,所以技术转化为应用的效率非常高,再加上政府通过制度环境的优化、政策及金融服务这种绿色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构建的优势,更能发挥出其他国家在这个赛道上不具有的优势。

但我也要指出,由于我们的市场仍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要注意有两个主要的外部冲击会影响到这个刚刚启动的碳金融市场的发展。

第一,国际碳排放的市场走势和价格的波动程度,会影响到国内市场价格发现的能力,也会影响国内市场进入碳排放交易的投资意愿。我们要吸取当年美国和其同盟国的教训,他们在传统能源上做出了供求关系的调整,以至于传统能源的价格非常低,最终导致新能源需求减少,进行碳交易的动力减弱,也严重地影响了碳价格的走势。

第二,传统产业链退出,但新的绿色技术还未进入到市场运营,就会形成一个空档期,这个空档期很容易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活力,如果不能掌握好这个节奏的话,实体经济的活力可能会被这个转型拖累。

 

Q3

央行行长易纲早前在出席博鳌论坛时指出,中国央行对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仍在继续完善,央行在这当中主要扮演什么角色?

 

孙立坚:首先,央行有其他金融机构不具备的培育金融市场交易活力的手段。比如,央行能为改进绿色技术的企业做信用担保,所以这类企业的融资就相当于是由具有货币发行权和监管权的中央银行到资本市场去融资,这样,企业的偿债能力就大幅度地提高了,违约的风险也大幅度地降低,因此它发债的价格就可以达到信用级别最高的企业发债的高价格,其融资成本就会急剧降低,这就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推动了绿色技术的创新。

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消费者希望把自己的劳动所得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用于未来消费的准备,由于绿色金融资产有央行作为信用背书,安全有保障,收益却比一般资产的存款利息高不少,于是,市场就会把很多过去用于股市或楼市投资的资金退出来投向绿色金融资产,这样中国的市场储蓄就能够很好地把资金用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

其次,央行还可以发挥它的监管功能。具体而言,如果央行对银行的贷款业务进行考核,它有多少业务是用于绿色技术改造的?企业和一些绿色转型的制造业的贷款比例是否达标?这个标准叫宏观审慎性监管标准。如果把贷款给污染型行业的业务纳入到是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性监管的范畴的话,继续给传统行业放贷,即使传统行业因为没有绿色成本的增加而获得比转型企业更高的利润,央行也会认为这种更高利润的形成是蕴含风险的,金融机构需要为此接受惩罚。有了这种宏观审慎性监管,商业银行自然会按照国际上倡议的“赤道原则”担起社会责任,把贷款用于绿色项目。这就是通过央行特殊的监管手段来达到市场资金配置方向转好的效果。

第三,央行可以给国家的高层领导或其他相关部门提供目前中国的绿色标准和碳排放的阶段性要求是否合理的判断。因为我们的碳金融市场和碳交易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参与市场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的业务还停留在过去的模式当中,都需要一个转型的时间。如果转型的时间不充足的话,很可能会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出现坏账,企业也很有可能为了达标而不能做盈利项目,从而造成其偿债能力的恶化。所以央行采取一些金融的政策工具去做试点的压力测试是非常必要的,这能让我们把握稳中求进的尺度,确保我们美好的初衷能够实现,而不是因高昂代价而不能落地,甚至是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的负面结果。

对此,我还想提出一点建议:央行可以用非对称的货币和信用政策支持绿色技术的创新,然后将获得的技术控股权转让给关键性行业的中小企业,让我们的中小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能够以较小的成本进入到新的绿色生态的轨道当中,从而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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