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美国大选的分量：政治参与扩大、制度化程度降低和国内冲突的可能-复旦发展研究院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以下文章来源于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作者党森

2020年的美国大选有“乱花渐入迷人眼”之势。本文认为，今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新特征可以概括为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降低，使得总统竞选程序的稳定程度下降，11月3日之后的权力交接可能从仪式性过程转变为实体过程。总统选举争夺战呈现出的若干变化，也为美国政治更深层次的变革积蓄了动能。

涟漪变波浪：

政治参与范围逐步扩大

当前，越来越多的非政治力量以一种打破惯例的方式卷入党争漩涡，这构成2020年美国大选的一个显著特征。总统选举作为一种动态的互动过程，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迫使越来越多的群体走上政治舞台，迅速扩大了美国的政治参与。

（一）左翼阵营：医学专家、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的深度介入

1. 医学家涉足政治领域

新冠疫情是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医生和科学家是代表人类科学和医疗能力的权威人士，是抗击疫情的天然意见领袖。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特朗普政府在防疫抗疫上的不作为与每况愈下的蔓延形式，让美国一众医学专家站到特朗普政府的对立面，其参与舆论的形式从最初就事论事、科学探讨公共政策，逐步过渡到逢“特”必反、乃至发表“檄文”的程度。

世界顶尖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分别于5月17日和10月8日发表社论，以期刊官方名义谴责特朗普政府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呼吁美国人民把特朗普赶出白宫。在过去的200多年中，《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作为享誉世界的顶级学术期刊，从未涉足过政治领域或是表明过政治立场。自然科学领域的权威期刊《自然》（Science）也于10月5日刊发长文《特朗普是怎么损害科学的》（How Trump damaged science-and why it could takes decades to recover），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对美国的科学和科学研究机构造成巨大破坏，要数十年才能恢复。

图为《自然》杂志网站页面，标题为“特朗普是怎么损害科学的”。

2. 主流媒体“檄文”

长期以来，独立、客观、公正被美国主流媒体奉为圭臬，这种专业主义精神是其监督国内政治生活的基础。虽然美国媒体长期以来有左右之分（例如《纽约时报》等偏左，《福克斯新闻》等偏右），但为了避免立场过于明显、宣传过于生硬，媒体通常运用新闻技巧将立场引导蕴于观点褒贬和材料取舍之中。

2020大选出现的新现象是，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公开为民主党站台，以编辑部的立场“讨伐”特朗普。10月16日，《纽约时报》在社论版刊发社论文章《结束我们国家的危机：诉特朗普案》（End Our National Crisis：The Case Against Donald Trump），认定特朗普无能、腐败而不道歉、把科学推到一边、虚伪地煽动民粹情绪，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总统，让美国民主遭遇危机。社论号召全体读者在11月3日的大选中投票给拜登，从而结束美国面临的危机。

《纽约时报》发布的檄文打破传统，动用长期以来积累的公信力和粉丝资源向特朗普宣战，这在美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非常罕见，也是如今美国政治参与扩大的一个注脚。

3. 社交媒体主动干预

社交媒体作为政治舆论的重要平台，其推送、审核、删除等行为对选举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免于诟病，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平台都试图加强平台内容治理，尤其是加强对虚假新闻的审核，在两党之间寻求平衡。然而这种平衡姿态却被又一场“邮件门”打破。

美国保守派媒体《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发布关于亨特·拜登的黑料，并在脸书和推特上广泛传播。然而该信息迅速被这两家科技巨头标注为“消息不实”并且封杀了大量转发这一消息的账号，其中包括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的个人账号。此前，脸书和推特也曾大量封禁特朗普的支持者群体、宗教右翼组织“QAnon”（也被称为“Q”或“匿名者”）的账号。

（二）右翼阵营：宗教神秘团体、右翼民兵“蠢蠢欲动”

虽然左翼介入政治的群体增多，但形式上较为温和。相较而言，右翼群体政治参与的扩大则具神秘性、狂热性，使得选举暗藏风险。

1. 右翼民兵组织正影响摇摆州

自从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以来，左翼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运动主张从最初为非裔争取正当权益、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等温和纲领逐渐升级到极端、苛刻的地步，将林肯、丘吉尔等人标记为种族主义者。这种极化也为右翼分子捍卫传统价值和“美国精神”所“借鉴”。今年6月，一对持枪要求反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者离开的“史密斯夫妇”在美国网络引发热议，越来越多的美国右翼也学着持枪与示威者对峙。

特朗普及其团队并未制止，反而邀请了史密斯夫妇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视频讲话以示对强硬右翼的支持。此后，右翼分子活动日渐频繁，不仅挺直腰杆走上广场，甚至试图武力夺权。9月5日，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右翼民兵组织“愤怒的维京人”成员拿起合法持有的枪支走上广场，以武力对左翼抗议示威者展开威慑和挑衅，事态发展到流血冲突的边缘，引发警察高度警戒。9月8日，密歇根武装民兵组织“金刚狼守望者”成员企图绑架民主党籍的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欲在总统大选前推翻密歇根州政府，借此引发美国内战，然而其行动泄密后便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抓捕。

同时，右翼分子还产生了“黑粉”（即以抹黑为动机）的行为逻辑。近期，一名极右翼团体“布加卢男孩”（Boogaloo Boys）的成员被捕，原因是在黑人抗争运动高涨的6月初射杀了两名警察。右翼分子射杀警察并非出于憎恨，而是试图将射杀警察的罪名嫁祸给左翼抗议者，引导抗议活动走上暴力化的轨道，让美国民众对左翼产生厌倦，从而有利于特朗普阵营。

目前，右翼民兵组织没有大规模建制，是分散、狂热、自组织的、不受全国性领导人物约束的武装团体，有可能在大选前后等关键时期触发轰动性事件。特朗普和右翼民兵组织的关系是能够影响局势发展的重要问题，目前看来特朗普对右翼分子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但是不一定具有硬性约束能力。

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已经对此产生关注和担忧。《福布斯新闻》、《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等援引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报告，认为佐治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俄勒冈州应高度警惕右翼民兵组织的活动，这几个州恰好都是重要的摇摆州，而得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和新墨西哥州处于活动增加的“中等风险”之中。

极右翼极端分子“布加卢男孩”（ Boogaloo Boys）于10月17日站在密西西比州兰辛市国会大厦台阶上。图片来源：福布斯新闻。

2.宗教右翼组织的发展壮大

基督教福音派等宗教右翼群体是把特朗普送上总统宝座的重要政治力量，特朗普上台之后也多次投桃报李。在黑人抗争运动高涨的6月，特朗普带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女儿和女婿等人从白宫穿过拉斐特广场，在圣约翰教堂门口手持圣经拍摄照片，以示对基督教右翼的支持。

今年，宗教右翼组织“QAnon”引发左翼的嘲弄和右翼的热情。“QAnon”团体带有阴谋论色彩，其核心信念是一位政府内位居高位的人正在与特朗普总统合作拆除由民主党大佬和好莱坞领导的一群崇拜撒旦、由恋童癖者操纵的国际贩运儿童的集团。他们和其他宗教右翼一样，认为特朗普是神派来的救世主，特朗普的所有言行都代表一种上帝的旨意，即便是拼错单词这样的错误也包含一定的意图。作为宗教右翼的极端派，“QAnon”正是特朗普自我标榜的“即使我在纽约第五大道持枪杀人，也一定继续支持我”的支持者中的一部分。

不管是世俗的右翼民兵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还是“QAnon”等宗教右翼，其运作逻辑已经超出理性算计的范畴，让温和理性的对话愈发困难，这对于高度依赖共识的自由民主制度而言是一种挑战。

规范变失范？

总统选举的制度化程度有所下降

除了上文所述的政治参与扩大之外，特朗普、拜登竞选团队打破常规的出格之举越来越多：蓬佩奥公布希拉里工作邮件、特朗普声称“不会有和平的权力转交”。百年来，美国政治运作平稳，总统权力的交接有一整套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美国政治的制度化程度较高。当前，美国党争的发展正在突破一些政治惯例和重要规则，由浅而深，正在削弱美国政治的制度化程度，甚至可能危及宪政体系。

首先，政党政治的惯例被打破。不久前，蓬佩奥将前任国务卿希拉里的超过36000封工作邮件公布在美国国务院网站上供人查阅。虽然被公布的句段本身并不泄露国家机密，但是提供了窥探美国高层政治微观运作机制的一手资料，任何一个愿意为此付出时间和人力成本的外国团体都完全有可能从海量的文本中解读出不少重要信息。此类事件极为罕见，存在导致“破窗效应”的可能性。既然国务卿的邮件可能被用作政党斗争的工具，那么下一次被公开的可能是什么？

其次，两党围绕若干问题各自构建了一套叙事说服支持者，使自由民主政体赖以维持运转的沟通对话愈发困难。围绕“通俄门”，拜登阵营指责特朗普竞选团队从俄罗斯情报机构处获得情报，构造 “通敌”叙事；特朗普则指责奥巴马、拜登、希拉里等人动用国家情报力量谋害竞选对手，再造“水门事件”。在若干争议议题上，双方都无法拿出具有法律意义的充足证据进行论证，而是将一种包含若干先验认知的故事，各有一组具备用户黏性的传媒渠道，各自形成一套不断自我强化认知的回音壁。两套叙事模式的分化与共存，使对话协商的空间日渐萎缩，诉诸某种强制力的需求增加，不利于代议制民主政体运转的变化。

第三，美国司法系统捍卫正义的形象因大选受损。长期以来，最高法在美国民众和精英眼中是具有高度专业性、权威性乃至神圣性的机构，一些无法通过民主政治程序解决的问题，需要诉诸最高法院这种“终局性力量”来提供合法性和强制力，例如2000年大选重新计票被最高法院叫停。今年，金斯伯格去世和继任大法官的任命引发全美高度关注，因其时间与大选过于接近，任命过程的法律专业因素让位于政治斗争因素。在持续四天的任命巴雷特的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不断抛出和大选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并不是在质疑巴雷特作为法官的专业素养，而是在向选民传达政治信息。在此背景下，最高法院的党派化色彩日益浓厚，大法官的任命不是基于协商和认可，而是基于总统职位给予的“硬权力”和参议院的多数决定规则，政治的游戏让最高法的神圣光环黯淡了一些。

变革或将到来？

党争并不止步于选举政治

（一）选举“流程”变数增加

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最高权力的交接都是政治生活中最为重大、最为危险的部分。美国政治形成了一套广受认可的程序，使得从11月3日大选到次年1月20日新总统就任仪式的整个流程成为不具有任何变数的政治表演。但是，随着当前美国政治参与的扩大、不可控行为体的涌现、政治惯习的突破和最高法形象的改变，总统竞选程序的稳定程度有所下降，可能转化为实体过程。11月3日之后的权力移交是否顺利，部分取决于11月3日当天的选举结果是否能以一种压倒性的、毫无争议的方式结束。

从当前的局面来看，拜登领先，但选情依然胶着，不应低估若拜登以微小优势胜利引发争议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断定拜登一定能赢得选举。

首先，从总体支持率来看，根据美国政治观测机构FiveThirtyEight计算，对特朗普作为总统的工作支持率（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rate）约为44.2%，高于特朗普任期内的绝大部分时期，是2020年3月美国疫情暴发以来的最高值。仅从数字来看，如果说一个分析者赞同“假设没有新冠，特朗普连任的几率较大”的论点，那么也没有理由认为当前特朗普没有连任的可能性。

其次，在重要摇摆州，特朗普的支持率在上升。根据RCP计算的摇摆州平均民调，拜登领先优势从十月中旬的5%左右下跌到3.4%左右。一些民调显示拜登领先，但也有一些民调显示特朗普领先。例如拉斯姆森（Rasmussen Report）民调显示特朗普在佛罗里达领先4%、在北卡罗来纳州领先1%；萨斯昆那（Susquehanna）显示特朗普在亚利桑那领先1%，在威斯康星州与拜登持平；WSB-TV/Landmark显示特朗普在佐治亚州领先4%；爱默生显示特朗普在爱荷华领先2%，福克斯新闻显示特朗普在俄亥俄领先3%。这都是有利于特朗普的迹象。

图为过去三个月内六个主要摇摆州的总统竞选民调支持率。图源：RCP。

第三，拜登在第三次大选辩论中的言论给摇摆的天平加上了一个分量不轻的砝码。谈起能源问题时，拜登说“石油工业污染了环境……我会停止对石油工业的补助，将之转给清洁能源，逐渐让国家远离石油工业。”此言一出，引发美国政界一片哗然，成了特朗普等人批判拜登搞垮经济的素材。特朗普团队发明了“Biden Depression”（拜登衰退）等术语来攻击拜登。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石油行业为美国提供980万个工作岗位，而且大量分布于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等摇摆州，有可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而可能导致11月3日选举结果产生争议的点有三个：第一，邮寄投票被指责存在舞弊问题；第二，计票无法在当天完成，即拜登或者特朗普中的一方未获得无可争议的270张选举人票；第三，如果因上述两个因素导致诉诸司法仲裁，司法仲裁不一定被全体公民接受，可能由此产生“不服输的失败者”。

倘若出现这种情况，那么11月3日之后的环节有可能转化为一个两党调动支持者、诉诸司法甚至是组织化暴力展开斗争的实体过程。特朗普在说出“不会有和平的权力转交”之后，又说了“如果选举失败，将会离开美国”。此言乍一看让人摸不着头脑，实际上迎合了特朗普狂热右翼分子的叙事：一些华府权贵、深层国家（deep state）人员试图谋害特朗普。特朗普的行动为采取一些非常规斗争手段埋下了伏笔。

不管大选结果如何，都应高度警惕美国政治在大选之后迎来动荡。如果拜登赢得大选，需要警惕右翼武装团体的抗议活动程度。如果特朗普赢得大选，存在触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并且因此引发新一轮动荡的可能性。

（二）美国政治变革的前夜？

长远来看，当前美国政治的诸多变化也可以看作是美国政治系统自我革新的前兆，政治参与的扩大为政治变革提供动力，制度化水平的降低则可能降低了一些变革阻力。

首先，政治参与的扩大虽然带来一些失序，但也说明美国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进一步高涨，这为政治变革积蓄了力量。如同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数十年许多代议制国家遭遇政治冷漠的问题，表现为年轻世代不关心政治、社团生活减少、投票率下降等现象。2016年，美国大选中也存在“既不想投给希拉里，也不想投给特朗普”的现象，民众对精英建制的失望和民粹领袖的反叛构成重要的政治动能。2020年，反建制和政治冷漠消失了，新的矛盾取代了旧的矛盾。政治家和媒体的动员都是激发选民参政热情的推力。最近，《时代周刊》杂志的标题没有拼出“TIME”，而是换成了“VOTE”这个词，这是该新闻杂志近百年历史上首次更换其Logo，这是美国政治热情高涨的体现。

图为《时代周刊》10月22日发布的新封面。

其次，政治极化构成美国政治的突出现象，构成各国关注的焦点，但极化并非是美国独有的现象，美国的政治极化也并不是全世界最为严重的。在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个性化推送服务技术、媒体的用户黏性都在不断助长回音壁和认知螺旋效应，物以类聚的人构成了无数个具有内聚力和排他性的群体，而这些群体之间通常难以开展温和、理性的对话。换一种角度来看，美国政治虽然“吵得厉害”，但这也是一种沟通方式，虽然较为暴力和低效率。如果没有大选这样一种互动的能动过程，群体极化的能量可能长期以一种引而不发的状态不断积蓄，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堰塞湖”而存在。

最后，美国的选举政治变化为我们思考认同政治（或称身份政治）提供了生动的素材。过去较长时间内，在欧美国家主导政治生活的议题是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经济社会领域的左右之争，今天这种左右之争越来越多地被认同政治所取代。传统国家能否适应新社会，旧的政治制度、政治代表结构和斗争规则是否能够顺应新的公共议题，是决定未来政治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纵观美国历史，美国政治的革新从来都是引领性的、内生性的，美国政治的今天可能是其他代议制国家的明天。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断定世界历史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现在看来，不仅世界历史没有终结，美国的历史也远未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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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