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刚刚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英文叫做World Hist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文简单翻译过来，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和民族认同》。

近五年以来，全球史的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什么是全球史，这还是大家争论的一个话题。但是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全球史对中国传统的学科划分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河南大学高等研究院发表的一篇关于2020年历史学热词的统计报告（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有哪些学术热词？）指出，近二十年来，“全球史”在中国的热度起起伏伏，但自2016年以来，该类论文的刊文数量逐渐稳步提升，这表明全球史研究正在逐渐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以全球的眼光看待中国，或以中国视角审视世界，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

某种意义上而言，我这本书的主题，与当前国内的学术研究热点契合。在这本书中，我以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发展为个案，追溯了二十世纪一百年以来，中国世界史学科发生发展与转变的历史，其核心主题就是中国的历史学家在跨越历史书写中时间与空间的鸿沟，以中国的视角书写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民族认同与世界关怀两种视角之间的张力与合力。因此，这本书探讨的既是中国史、世界史，也是全球史的问题。

从个人经验上来讲，我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世界史是学生们的必修课，中国史是学生们的选修课，作为老师我要教授世界史与中国史两方面的课程；而在个人的学术成长过程中，我又得到了全球史学者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和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教授的不少帮助。2017年，我还在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教授的支持下，受到德国大众基金会的资助，在德国哥廷根大学从事了一年以全球史为主题的研究项目。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这本书的研究是跨越中国史、世界史身体力行的实践。

与此同时，我坚信一点，即，跨越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研究的前提，是汲取两个研究领域的精华，从事两个研究领域的实践的过程。我的写作对象，既包括世界史的学者，也包括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学者。

那么如何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思想史与史学史的交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也借鉴了不少学术史和知识史的研究方法。

首先，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涉及到古代世界这部分，反映了中国以及世界思想史研究中的两个重大问题，即，古今之争（传统文化资源问题）与中外之争（世界现代性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思考，在建立世界史学科的过程中，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家如何把握自身民族认同，创造性建构中国历史学的世界书写；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探讨，中国的世界历史学者，如何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出发，深刻地批评现代性中包括的西方中心论因素。归根结底，我们要思考，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到底是中国史学传统发展过程中的传承，还是断裂。

其次，从史学史的角度，海内外的学者关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宝贵的研究和阐释。我个人觉得，国内的研究，特别重视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科的建构和史学成就的反思。这些作品，往往是出自国内世界史领域顶尖的学者，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极具启发意义。

海外的学者也对中国的世界史学做出了一些颇有贡献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多萝西娅·马丁（Dorothea Martin）的著作，是西方关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的第一本专著。然而，这本书出版比较早，不免陷入意识形态的窠臼，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过于武断。

近二十年来，西方学者尤其是欧洲大陆和华裔学者在英文世界出版了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从全球史的视角介绍、比较、研究中国的世界史学，如王晴佳、陈怀宇、徐洛等。哥廷根大学的夏多明教授2011年出版的著作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从全球观点看全球史》）从比较的角度来梳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过程，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的研究从长时段出发，运用个案研究手段，以人物为中心，以学者代际为建制，将学术史、知识史的研究方法，融合到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研究当中去。

首先，我的研究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采取了二十世纪的整体视角，从晚清到民国，乃至共和国早期直至八九十年代，我追溯了世界史作为观念、课程设置到专业研究学科建制的发展过程。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变迁，是一个极为深刻和复杂的过程。如何把握复杂的二十世纪百年学术史？我采取了个案研究的手段，主要关注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发生发展过程。一方面，这个学科的研究，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面对古今、中西等问题上的反思与困扰；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领域，它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掌控的个案。当然，这个个案绝对不是孤立的存在，我的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集中体现了中国世界史学中的核心问题。

其次，我的研究与西方学者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我力图书写一个以人物群体为中心的史学史。从满清的士绅，到民国时期的职业学人，到共和国初期的思想工作者，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专家学者，我的研究关注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代际变迁，以人为中心，关注了四个个案——周维翰、雷海宗、童书业和林志纯，也涉及到吴宓、顾颉刚、陈衡哲、何炳松等人的故事。

最后，我也要提醒大家，我的著作在西方出版，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以英文写作，面向西方读者，我也在不断体会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文化交融问题，并进行跨语际实践过程中的反思：一方面，从全球史的视野观察中国的世界史学，中国的世界史学是全球史学发展的重要资源，中国的世界史学具有全球史学史意义；另一方面，从中国“世界史学”的视角出发，反思甚至批判“全球史学”，批评以往世界历史书写中的线形史学、民族史学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等桎梏。

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新书。本书以时间为线索，划分为五章，附带前言和结论。

第一章介绍了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思想观念在晚清的兴起，并探讨了儒家传统与这一观念的关系。关于世界史观念在中国起源的问题，目前还有不少争论。许多学者认为，世界史观念是西方舶来的产品。这种说法，在原始材料当中有所支撑，但是综合多元史料，我在这一章中提出，世界史观念在中国的产生，是中国史学传统与西方舶来世界史知识互动的结果。以世界古代史为例，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了一部1901年出版的世界古代史著作——《西史纲目》。作者周维翰并不懂西文，该书是他依据已有的中文翻译材料完成的，两年以后他又出版了十五卷续编。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对世界历史的了解，在今天看来，未免有些简单。不过在全书通篇，他反复强调，无论中西，人性本质相同，其智一也。更有意思的是，在仔细研读他的作品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这种中西会通思想的根源，不是西方引进的世界历史知识或理论，而是变动时代中对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解读。当然孤案不为证，通过对日记、地方志、出版物等多种史料的梳理，我们发现，《西史纲目》的出版和发行，依据了二十世纪初以常州和上海为中心的士绅阶层网络。周维翰的思想，更多的是这个群体发展的结果。

第二章介绍了西洋史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并探讨了民族危机如何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催发了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潮。民国时期是否有世界历史学科？这是一个学者们尚在争论的问题。我的第二章涉及到民国时期世界史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我认为民国时期的西洋史，可以看作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前身。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教科书的编写和历史学的教学两个方面。在二三十年代，陈衡哲和何炳松对中国的西洋史教科书编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迁，中国的西洋史学者对于世界的认知，逐渐从以陈衡哲为代表的世界主义，转变到以何炳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雷海宗先生是民国时期，中国对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先行者，他对西方世界史编写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的批判，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然而，随着日本侵华造成的中华民族危机，像雷海宗这样的历史学者们越来越转向文化形态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走向了文化保守主义。

五十年代是世界史学科建立的关键时期。在我看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引进了苏联的教研室制度，从制度上确定了世界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我们今天熟悉的世界上古、中古和近现代三分结构，就是五十年代的产物。这种制度上的调整引发了学者研究的转型。由于中国此前并无专业的世界史研究人员，许多学者由于主动与被动的原因，被分配到世界史专业，这个过程是动态和复杂的。第二，与民国时期相比，专业化的学术队伍的建立，推动了世界史学科问题意识的发展。中国早期世界史学者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中国的历史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体系当中去。

第三章中，我阐述了高等教育制度的改变，如何影响历史学家的研究和对世界历史问题的思考，通过对吴宓、雷海宗、林志纯和童书业四个个案的研究，展示了世界史学科初创过程中的复杂和艰难。

第四章中，我以林志纯和童书业先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为个案，讨论唯物主义史学范式之下，世界关怀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的讨论，不仅推动了世界古代史学科史料的收集、整理、翻译和解析，也奠定了未来中国世界古代史理论思考的基本框架。

第五章介绍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如何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创造性地重新地理解和诠释过去世界史研究的遗产。以世界古代史为例，八十年代是这一学科蓬勃发展的时期，从对旧有理论问题的发掘与诠释，比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劳动创造人问题，到对新的理论问题的引进和探讨，比如城邦与全球化问题，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研究展现出了新活力。与此同时，以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交流的尝试，为中国的世界古代史专业研究团队的打造，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结论部分，我简单介绍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重新评估中国的“世界史学”在全球史学史领域的重要意义，反思史学未来发展的走向——如何在一个缺乏理论共识的时代重新建立整体性的世界历史意识。中国史与世界史在学科上的分裂，也从另一个层面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民族认同和世界关怀之间的张力与合力。

回顾历史，如何展望未来？在这本书完成后，我接受了两位美国学者的访谈，在他们的播客《反谷的历史学》（History Against the Grain）中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总结二十世纪中国世界史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有三点分享，以此结束今天的讲座。

第一，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

第二，学者之间的合作是世界历史研究发展的形式。

第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世界历史研究发展的未来。

范鑫的学术履历非常亮眼，但他比较谦虚。这本书从博论到出版的过程中，我和他有过不少的互动与交流。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博士论文改成书出版，总比例20%都不到。为了与当代学术潮流对话，范鑫做了很多思考，包括书名的斟酌。书的主题是非常好的，将中国人研究世界史的成果与西方学者交流，对改变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的不对等大有裨益。他的书我先睹为快，有两点我觉得非常好：第一，文体中西合璧，每一章都用故事引人入胜，发扬了美国学界历史书写的“叙述”传统，而以人物为中心，又继承了中国的史学传统，非常具有可读性；第二，范鑫作为历史学家，有一种“考古癖”。他很欣赏周维翰的书，对其和常州学派之间的关系作了精彩的分析。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一书可资借鉴，结合时代背景可以对“中国史家如何看待和吸收西史”这一问题做进一步分析。

书里面我觉得最精彩的研究，是五十年代“Forced Analogy”，我觉得六十年代也可以进一步研究。最后我想想谈谈本书以人物为中心的书写方式，特别是通过档案重建了林之纯这样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学人的“学思心路历程”，是非常有创见的，但是还可以关注一下齐思和、周一良等人的材料，做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

读范老师的书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从写作手法上来讲是非常高明的，从清末写到上世纪80年代，非常清楚易读。本书涉及到多重的对话，叙述背后彰显出时代关怀，同在美国教授世界史，我对其间所反映的复杂张力深有体会。“传承与断裂”在今天仍然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本书虽然没有明写，以周维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个案研究却巧妙地涉及到这个问题，极具启发。

借此机会，我也提几个问题，以促进研究的深入：首先，这本书的核心概念是“national identity”，但很多地方都用到了“nationalism”，二者有何异同？后者在英语世界中带有负面色彩，如何解释民族主义和国族认同之间的区别；第二个问题，“中国的世界观”不是坐在书斋里就能想象出来的，要和国家实践、社会实践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相因应。那么，如果全球情境没有从根本上脱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秩序，在大的权力格局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能否真的有一个替代性的（alternative）的“世界想象”和“世界史的想象”？

感谢范鑫老师的精彩介绍。读这本书我也收获很多。我自己在2015年出版的书中谈过“文艺复兴”这个史学概念输入中国的历程，因而与范鑫老师的学术兴趣有很多共通之处。和国内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相比，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从周维翰《西史纲目》来看西方的世界历史观念在晚清的输入，《西史纲目》我曾在上海图书馆翻过，但读过范鑫兄书后，才发现我之前低估了它的重要性，范鑫兄的解读也非常精彩；二是对建国初期世界史学科建立过程的勾画，展现了体制变化对学者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好的知识史研究范例。另外，还有刚才讲座中没有着重谈、但书中提到的一些论点，比如晚清的“经世致用”观念与世界史学输入的关系，比如晚清民初印刷资本主义与世界史学知识的广泛传播，我觉得都非常重要。

借范鑫老师的书我想谈一些个人思考。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知识的传播，我觉得还存在一个“前职业史学时期”，在世界史学作为学术共同体在中国形成之前，大量西方历史人物、事件和各种诠释都已经在“言论界”广为传播，甚至形成某些“符号化叙事”或刻板形象。在民国学院化的世界史学形成过程中，这类现象也不少见。对它的研究，我想就能扩充史学史的关注范围，将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更好地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