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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留学和归国的相关问题上,近年来中国留学生面临多元化的选择。在国家的层面,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就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正式印发了《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指出要着眼加快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和培养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在高等教育方面,要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加强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合作。当年教育部公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337号建议的答复》称,教育部坚持以“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新时代留学工作方针位指引。因而在人才培养方面,这些政策都是重要的导向,释放出国家鼓励归国,但尊重个体选择的信号。就中美两国的人才流动来说,本文将就值得关注的相关的概念和研究进行梳理,并结合笔者调研情况整合分析。

 

01 中美人才流动呈现复杂趋势

 

亚开行在2022年6月的一份关于停课停学如何恢复的报告中指出,失学的问题事实上使得个体和国家的生产力会遭到负面的影响,而复旦发展研究院国家发展动力课题组的成员也在其G7国家发展动力分析的报告中提出,教育的基本质量决定了国家人口的素质,从而决定了是否有持续的人才能够成为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因而在构建测量国家发展动力的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就引入了一些关于教育公平、教育质量、人才流动的相关指标,这些指标也得到了专家们的肯定。

 

中美之间的人才流动近年来呈现出一些复杂的趋势,而这些趋势可能会影响两国各自的持续力。中国赴美留学的学生中,对于是否归国会有更多与情怀无关的综合考量。例如有文章指出,以前半导体设备研发、工业软件、芯片设计呈现出“美国有中国无”的状态,目前在两地都成为了细分的产业,也成为中国企业进军的目标,人才的稀缺抬高了市场定价,如今去往美国的留学生不再把“留在美国”作为理所当然的选择,在笔者的调研中,很多人把回国的选择称为“趁年轻,回来卷一卷”。远川研究所的相关文章称,单凭爱国情怀吸引人才回国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的年轻人回国是为了发展机遇、资产增值、文化适应和照顾家人,甚至有人仅仅只是为了吃中国菜而回国,这些原因在笔者的调研中,访谈对象都有所提及。而在谈及“学成报国”的责任感时,大部分的受访者都将自身事业发展的社会意义和公共性作为“报国”的主要表述。这些考量的因素都在显示一代青年人在定义一种中国情景下的个体主义。

 

02 中美人才流动面临多种“推拉”因素

 

20世纪60年代,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概念首次出现并主要用于描述高技能人才从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的流动,与此相对应的概念是人才流入(Brain Gain),这两种状态常用来描述不同地区的一种人才流动的状态,人才流失即人才外流至其他地区,而人才流入则是本地吸引的人才超越了本地培养自己国民的人才。而在高等教育领域,“推拉”因素的模型一直被用于解释人才流动的动因。

 

近十余年来,人才流动的非线性、多向性和频率都变得更为复杂。1998年,在来自世界银行国际专家的建议下,给予更加复杂的情况和互动性的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概念正式提出并成为高端人才流动的解释框架。从国家发展动力的视角来看,人才环流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获得高端人力和经济资本的潜在资源,同时也构成了发展的持续动力,散居(Diaspora)或回流的高端创新创业人才,一方面促进了这些国家科技创新和经济进步,同时也是这些国家进入全球市场的媒介。因而研究显示,具有针对性的人才吸引政策是全球化时代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有效工具。在具体的策略选择上,不同国家依据自身的资本和制度优势,会选择了不同的政策工具。从国际范围来看,当前的高端人才吸引政策主要分为三个典型体系:以美国为代表的以知识换公民政策、以中国为代表的以资本换人才和散居者政策,当然这都是在研究中的一些理想模型,在具体的人才吸引方面,各国都是综合了各种模式以服务当地切实的需要的。

 

基于以上的理论模型,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留学生——特别是未来的创新类科研工作者,作为一个对象群体,会面对比较复杂的推拉因素。美国当前科学与工程劳动力职业中学科领域方面最多的是计算机和数学科学家,其次是工程学领域的专家;我国现阶段人才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还很突出,产业领军人才、高层次技术专家和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这使得在政策上,中国呈现出一种“强拉”的状态。但同时,目前的数据显示,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来源最多的是受教育地点是美国,同时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仍有较高的滞留率,目前中美关系的变化也许会为人才流动的方向带来新的影响,但总体来说高滞留率的阐释是人才回国之后科研环境没有与人才吸引相关政策相匹配的结果,笔者的调研又表明,最为容易受到环境因素影响的恰恰是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他们在整体评价机制中处于弱势的地位,面临巨大的朋辈压力,同时在非常复杂的人生阶段,这似乎又构成了一个“推”的因素。

 

03 中美学生留学规模变化

 

美国高等教育对于全球的留学生来说还是具有很高的吸引力。关于G7的国家发展动力分析报告中列出了各国高校在四大排名中前200名的学校数量,美国仍在其中遥遥领先。美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据最新2023年QS世界大学排名显示,美国大学在世界前20的学校中占8席,2023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美国大学在前20所中占了12所。美国高校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发达程度吸引了各国留学生赴美留学。

 

表1 2020-2021中美两国在高等教育四大排名中前200名学校数量对比

数据来源:四大排名官网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而在留学的目的地方面,美国仍旧是中国学生最青睐的留学目的地,赴美留学人数仍居中国留学生留学目的地的首位,尽管近年来增幅不大,从2016年开始就稳定在35万人左右。而在美国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中,中国学生也排在第一位,远远超过第二位的印度(128,578人)。根据开放门户的相关数据,中国学生2020年在美的经济影响力就超过了143亿美元。

 

表2 中国留学生留学目的地前十国家及地区

数据来源:Global Flow of Tertiary-Level Students

 

从我国在美留学生人员的规模上看,近两年确实出现了稳步减少的趋势。在留学的人群中,本科生人数和研究生人数都占比接近40%左右,所以中国留学生在美留学的主力是进行学位项目的学习。世界教育新闻与评论网的统计指出,受到疫情影响,有53%国际学生表示推迟赴美留学,中国学生在其中也受到了影响,随着2021年美国驻华使领馆签发的F1学生签证数量再次从每两个2000多的人数到达每两个月接近6000的人数,就签证数据来看,2021年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人数短暂恢复2019年的高位,但根据华尔街日报2022年8月的文章称,在2011年的前六个月,美国向中国留学生签发的F1签证仅有31,055人,2019年同位的数据是64,261人。该文章也援引了新东方的数据,对比了2015年到2022年中国学生留学目的地的意愿选择变化,显示出在疫情之后,对于香港和新加坡的留学意愿增加,而对美国的留学意愿从2017年开始逐年下降。而另据高等教育纪事报总结,在2022年5月到8月四个关键月中,签发给中国学生的F1签证只有47,000份,比去年同期少了40,000份,降幅到了45%。该报认为这种留学意愿的变化将会是持久的。因此,尽管赴美留学的总体人数还在高位,但近年的下降幅度是显著的。

 

图1 近十年内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人数增幅变化

数据来源:Opendoors

 

反观美国留学生在华留学的情况,美国在华留学人员总数从2009年的13万下降到2018年的11万,在2018年呈现-2.5%的增长率,尽管在后一年有所增长,但受到疫情的影响,在2020年在华留学美国学生人数直接下降78.7%。而美国留学生在中国高校的学习其主要形式也是为暑假短期课程、语言类培训等非学位项目,占留学总人数的64.6%。同样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数据,美国学生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是墨西哥,人数也只有两万人左右,从2019/2020的开放门户数据来看,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在美国排名14位,这一数据在2017/18年度还在第7位。中美高校作为各自学生留学目的地的选择,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

 

04 人才回流的趋势在增强吗?

 

不同机构的报告都验证了普通人的直观感受,即似乎海归越来越多了。2020年12月22日,教育部在《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中指出:从1978年到2019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除去165.62万人正在进行学习和研究,已有490.44万人完成学业,而其中423.17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6.28% 。教育部针对2016年到2019年的统计显示,学成回国的人数达到了出国留学的八成。同时也不乏“移二代”的回流,北京冬奥会中回流选手即是实例,中美两国华裔选手的家庭就已经显现出与之前的移民家庭不同的特质,即父母高学历,而非底层工作者。也显示出了之前一波的留学生群体已经有不少在国外站稳了脚跟。

 

归国的留学生的就业状态呈现出一些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留学生总体对于回国的就业是比较乐观的,但近年来也显示出一定的压力。新东方旗下公司“前途出国”发布的《中国留学白皮书2021》显示2021年意向归国留学生对国内就业环境更加有信心,选择毕业后马上回国就业的占比31%,较上一年增长6%。根据《2020海外留学趋势报告》,将近一半的留学生归国后进入体制内工作,其中21%进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25%任职于国企。而正是由于留学生总体归于回国求职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这一人群似乎面临日益扩大,为求职市场带来了新的变动。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留学生回国意愿增强已经成为一个趋势,83.1%的海归表示求职压力增大。同时,薪资和工作地点的落差,确实也给海归们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某研究表明,之前的学术研究结果是偏向判断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的,该研究手机的数据显示与2019年国内全国高校不同学历毕业生的平均起薪相比,海归本科、硕士和博士的薪资优势是随着学历增高而递减的,即海归的学历越高,他们与本地毕业生的薪资差异越小。同时,海归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就业体验满意程度相对更高。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尽管44.5%的海归希望优先就职于一线城市,近年来也看到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发展的意愿增强了,投递人数同比增长24.5%。因此,海归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在留学回国的人群中,创新类科技人才是政策导向中关注的主力,从数据来看也确有相当一部分的高学历人才成为了海归的中坚力量。《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 (2019)》数据显示:2018年度中国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16.22%为博士研究生学历,平均每6人中有1人具有博士学位。而这些人才中的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各大科研机构和高校任职。有研究显示,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重点高校中有海外博士学位或海外长期学习、工作经历的教师人数已初具规模,平均每校有83人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345人有一年以上的海外经历,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分别为4.3%和19.5%。“985”高校在这些指标上的平均值都明显高于“211”高校,“211”高校则略高于其他高校。而笔者的调研显示,在头部双一流高校,具有一年以上海外经历的教职工已经达到70%左右。留学归国教师具有海外教育背景,成为了高校师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目前约80%的教育部直属大学校长、81%的两院院士、95%的长江学者以及80%的863计划首席科学家都有留学经历。与规模有限的外籍专任教师群体相比,我国重点高校中海归博士或有长期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的教师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另外,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近几年留美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仅占赴美留学人数的10%左右,近九成中国留学生成为“裸归族”,即毕业就回国。因而,海归中的创新科技人才、归国人员中的美国留学生都组成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中美之间的留学生交往和以此为基础的科研创新方面的交往是中美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以上的数据还不完全能看出在中美之间人才流动的大致状况,需要进一步分析其他源头的相关数据才能了解中美人才流动中流出与回流的“推拉”因素。

 

*本文为2021年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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