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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术前沿: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2021年5月11日晚,第117期“金融学术前沿”报告会在复旦大学智库楼209会议室举行。本次时事报告主题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由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FDFRC)组织举办,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主持。报告人为孙教授研究团队成员付迪。本文根据报告内容、公开材料以及现场讨论,从热点回顾、影响分析、原因与相关对策、专家解读、进一步思考讨论等几方面探讨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热点回顾

公安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登记的新生儿为1003.5万,较2019年下降176万;同时,2020年超过60周岁的老龄人口数量预计将达到2.55亿,占总人口数量近20%。我国已经进入人口数量增长放缓,同时老龄化加深的时代。

图1:我国总人口数量折线图

数据来源:Wind

图2: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折线图

数据来源:Wind

 

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单身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在不断上升。根据民政部数据显示,我国单身人口数量在2018年已经达到了2.4亿人,其中独居人数为7700万人,预计这一数字将在2021年达到9200万。此外,我国还呈现出结婚率下降和离婚率上升的趋势。然而,和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未婚人口比例仍相对较低,我国未婚人口百分比仅有18.9%。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单身人口的占比会越来越高。

图3:2015年以来我国结婚率、离婚率变化

来源:商业经济研究

图4:我国及周边发达经济体未婚人口百分比

来源:World Bank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人口政策发生了多次变化,我国的人口数量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也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建国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等多方面原因,国家大规模鼓励生育,在1960年出生人数达到峰值3000万人,总人口数也从5.4亿增长至1971年的8.5亿。迅速增长的人口给我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在1971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一直到本世纪初期,我国生育率明显下降,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然而,从2000年至今,人口数量的快速转变带来了如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完善和调整生育政策成为了必然选择。2013年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2016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开始实施;近期,还有专家提出要试点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携程网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提出,“十四五”期间,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人口政策,原因有以下三点:人口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最重要的基础性因素,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十四五”期间将是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转折点;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将近30年,未来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提出,我国应当维持适度生育水平,保持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增强生育政策延续性、精准性和前瞻性,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深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学者多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归功于人口红利,中国通过廉价劳动力承载了发达国家转移的产能,完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随着人口增长放缓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人口红利效应逐渐消退,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面临劳动力减少和资本报酬递减的约束,从而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相应的,在短时间无法增加人口数量的前提下,学者们提出了开发“新人口红利”或“二次人口红利”以应对传统人口红利消失的状况 。在2010年之前,我国人口红利对经济的贡献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但此后却呈现出下降的态势。从预测数据来看,2035年之后,人口过多伴随着老龄化可能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会产生负向影响。历史来看,我国经历了婴儿爆炸、劳动力爆炸到老年人爆炸,劳动力爆炸对应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上升阶段,从老年人爆炸开始我国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退。

图5:我国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及其对应时期

来源:泽平宏观公众号

图6:我国人口红利对经济贡献率与预测值

数据来源:《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拟》

 

随着人口结构与数量的变化,消费方式与消费文化也在改变,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年来兴起的“单身经济”。单身经济是指由单身人群非常注重生活质量,崇尚高消费生活而带来的商机。单身者在消费上有以下几个特征:具有较强的消费倾向、追求“新、奇、特”的消费偏好、偏好享受型的消费品、消费决策的自主性较强。单身人群的月均饮食消费大部分在1000-2000和2000-3000之间。“孤独消费”是指单身人群看电影、养宠物等排解孤独的消费活动,大部分在1000-3000和3000-5000之间。

图7:单身人群月均饮食消费额

来源:21财经

图8:单身人群月均“孤独消费”金额

来源:21财经

 

自2013年“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的出生人口数经历了短暂的上涨,然而,2017年之后出生人数反而开始减少。尽管各地出台了不同程度上的支持生育的政策,调查显示民众的生育意愿并不高;此外,在出生人口减少的同时,一胎占比也在急剧地下降,未来“二孩红利”消失后,出生人口数量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图9:民众生育意愿调查

来源:泽平宏观公众号

图10:出生人口中一胎占比

数据来源:泽平宏观公众号

 

 

影响、原因及对策

人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人口问题一直以来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的奇迹;然而,2008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速明显降低,伴随着的是出生人口数量与总人口数量的减少。在世界经济形式下行的大环境下,人口问题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国人口数量结构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红利效应日益降低,而老年人口占比增多,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突出,我国正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因此,如何避免“人口负债”,避免“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之间的真空期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口结构转变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从2013年开始我国养老金可支付时间减少,同时养老保险抚养比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养老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口的减少加上结构性矛盾也使得企业招工困难。

图11:养老金压力巨大

来源:泽平宏观公众号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因素影响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途径:出口与外商投资、储蓄与消费、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首先,人口数量结构转变后会影响人口红利与老龄化程度。其次,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生产率上升会使得出口和外商投资增加;若老龄化加深,养老负担和医疗养老支出会影响人们的储蓄和消费;教育结构越好,青年人口数量越多,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新技术适应能力越强,从而促进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图12:人口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

来源:作者自制

 

01

对出口及贸易顺差的影响

自1994年至2011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实现连续18年顺差。顺差除了受内需、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IMF在2004年运用了11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了人口老龄化与经常账户余额间有很强的负相关性;国外其他大多数研究也表明,人口抚养负担会恶化经常账户状况。王言仁(2003)通过对国内的1978-200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田巍(2011)等得到了劳动人口比对双边贸易增长有正面影响的结论。

人口结构对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实现的,具体有两方面:一是儿童数量与老龄人口增加会增加抚养费用消费,储蓄下降导致经常账户恶化;二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较多的少年人口增长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从而导致投资增加,经常账户状况改善。

图13:少儿抚养系数与经常账户差额关系

来源:World Bank

图14:总抚养系数与经常账户差额关系

来源:World Bank

02

对消费结构及储蓄率的影响

人口结构中有两个因素会对消费结构产生影响,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比率,另一方面是单身人口比率。人口老龄化比率的影响可以通过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进行解释,即在老年阶段,随着年龄的上涨,消费占收入比例会不断上升;此外,从实际情况来看,人口年龄结构会对消费结构产生影响,例如,老年人口对食物、医疗的消费占比较高,而年轻人对衣着、住房等的需求更大。人口结构中,单身人口数量同样会影响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单身人群中,高学历、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数比例较以往有较大提升,同时这部分人的消费意愿也相对较高。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单身人群在消费上具有休闲化、网络化与个性化三个重要特征。

储蓄率与年龄结构大致呈现“倒U形”,这一反常现象主要是由于传统文化俭朴的习惯、代际遗产动机的影响等因素造成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未来人口老龄化加深后,我国储蓄率会不断上升。事实上,在未来传统习俗的改变、生活成本的提高等因素下,储蓄率可能会与老龄化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人口结构会通过影响消费与储蓄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图15:家庭消费结构情况

来源:《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结构及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图16:单身与非单身人群消费支出情况

来源:《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结构及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图17:年龄与储蓄率关系

来源:《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结构及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03

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人口结构对产业升级的作用体现在,人口结构通过其内在劳动力数量、质量变化与调整,促进产业在结构、高度上的转型升级。人口的区域间流动则促使原来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二、三产业并重的产业结构发展;义务教育的实施使人口在教育结构上积累了人力资本,提升创新能力,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源泉。

产业升级也会反过来作用于人口结构。第二、第三产业的兴起,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同时也对受过教育的高素质人口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因而导致我国的教育支出不断提高。从区域分布上看,产业结构发达的区域通常会伴随着较高的收入,吸引外来人员的流入,从而改变人口的区域结构。

图18:人口结构与产业升级关系图

来源:作者自制

 

问题原因

“全面二孩”政策执行以来,出生人口数不升反降;2021年1月20日,全国人大要求各地清理不合时宜的计生法规,可视为对放开生育的默许,然而,政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造成人们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01

生育理论的必然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不再需要高出生率来对抗高死亡率,生育需求由功利性需求转向情感需求,生育行为受成本约束增强。

 

02

社会观念与文化习俗转变

从已有的数据来看,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婚育年龄在不断延后;思想的开放与女性权利的提高,使得离婚率上升,结婚率下降;工作压力的加大打击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传宗接代”不再是所有人的必然需求,“丁克文化”逐渐盛行。

 

03

生育成本过高

住房、医疗、教育直接成本过高成为了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生育既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北上深等城市,养育孩子到18周岁的平均花费已接近200万元。

 

应对措施

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出发,解决我国目前面对的人口问题有两个方案:一是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改善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二是提高人口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我们从OECD国家的经验中来看鼓励生育的政策与成效。

第一条鼓励生育的政策是提高社会福利,兴建托幼机构。国际上通常会给家庭发放经济补贴以减轻生育压力,我国目前将子女教育费用纳入个税抵扣范围;此外,兴建托幼机构也是支持生育的政策之一。数据表明,家庭福利开支与儿童入托率均与生育率成正相关关系。

图19: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与生育率关系

来源:泽平宏观公众号

图20:儿童入托率与生育率关系

来源:泽平宏观公众号

 

第二条鼓励生育的政策是加强女性就业权利保护。统计中发现,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率越高。瑞典、德国等国家都通过公共服务岗位、产后再就业培训等方式,缩小了男女的劳动参与率差距。相对而言,我国1990-2019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从73.2%降低到了60.6%,劳动参与率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

图21:OECD成员国男女劳动参与率变化

来源:泽平宏观公众号

图22:男女就业率差距与生育率关系

来源:泽平宏观公众号

 

从经济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角度出发,促进生育可以视为促进外延经济增长。然而,一方面我国资源有限,另一方面单纯的外延型增长已经无法满足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此,相对于鼓励生育来说,更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模式,提升人口素质,提高内涵型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一是实行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我国人口红利衰减等背景下提出的。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去除过剩产能、优化要素投入,可以在有效减少生产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同时,提高总生产,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是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是指,具有理性的经济主体在壮年时期会将收入中更多的部分进行储蓄。要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在就业领域可以延迟退休年龄;在社保领域需构建合理的养老金积累途径;在教育领域需要提高教育投资比例;在资本领域需完善资本市场。

三是促进消费结构转型。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型,消费需求与以前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应该引导消费结构适应人口结构,例如,面对人口老龄化。给予养老机构优惠政策、发展医疗保健产业;面对单身人口增多,推动新零售经济发展、消费升级等。

人口结构转型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大部分发达国家目前也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法国、日本的政策以及结果可以给我国带来一定的启示。

18世纪初期,法国曾是欧洲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法国的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在20世纪初降至欧洲第五。为了应对人口减少问题,法国政府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例如,设置产假与育儿津贴;发放涵盖幼儿出生、养育、托幼、父母收入损失等多方面的补贴;大企业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拒绝超长时间加班,减小男女劳动参与度差异;引入移民改善人口结构等。

日本是当前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二战之后,日本的生育政策也经历了控制人口、稳定人口、鼓励生育三阶段。目前,日本在鼓励生育方面的政策主要有:给予生育女性生育临时金、儿童补贴;出台“天使计划”扩大托幼服务等。从实际情况上看,日本的生育政策成效有限,一是因为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二是因为鼓励力度较弱,三是性别分工明显,使得更多女性放弃生育。

从法国和日本的案例可以看出,生育政策的调整应尽快实施,避免拖延错过最佳时机;调整力度适度,既不能过小,无法产生效果,也不宜过猛,超出经济、社会的承受范围;改良职场文化,利用政策等方式防止恶性过度加班,平衡工作与生活;鼓励生育的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经济增长对人口的依赖。

 

专家点评

目前,针对人口结构问题,专家学者均提出了看法。

人口经济学专家蔡昉认为,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被需求侧条件短期冲击所影响,首先应防止资源配置的僵化与退化;其次,加大再分配力度,建立中国特色福利国家,以应对老龄化挑战;第三,虽不能指望生育率的根本性回升,但仍需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王培安针对我国面临的人口规模与结构问题,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支持家庭实现生育意愿;二是继续深化改革,挖掘人口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潜能;三是将积极应对高龄少子化确定为基本国策,健全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政策体系。

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翟振武针对人口老龄化现状,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提高退休年龄,完善退休年龄制度;二是推动产业转型,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重构经济社会制度,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四是把握老年人新特点,推广智慧养老。

 

讨论

关于人口结构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教育是存在稀缺性的,赢者通吃的现象在竞争性的教育行业也存在。另一方面,由于个人能力的差异,教育机会的平等并不等于产出的平等,更多的是个人匹配自己擅长的职业。但是在产业链上,收入的分配是不同的。例如在中国的工业链上,上游产业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支持,能够拿到足够高的收入,而下游的产业则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消费能力不足和疫情冲击等问题。由于微观基础的异质性,一刀切地思考人口结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现在有人提出提高退休年龄,但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老人的比例过大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力,且留在单位的老人越多,年轻人的机会就越少,难以实现后发优势。

关于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所列的原因与知乎上中产阶级和即将成为中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看法非常类似,但这部分群体对于整个中国的年轻人是否有足够的代表性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另外,用经济学来解释人的行为时肯定会触及到一些边界。从人口学的角度,人口学专家对于人口的观点的冲突其实很大,不能简单地归因。

关于人口。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及决策者是隐形的参与方。公众所了解的信息肯定远少于政府掌握的信息。从2008年起社会就开始讨论老龄化问题,但有更多信息的决策者在2013、2016年才开始推出相关政策,市面上的舆论很可能是不完全的,这背后可能还存在比人口问题更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机会成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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