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我们过去长期将增长的潜力看作外生的、给定的东西，我们从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中预判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限制条件。如刚才提到每年增速要下降0.3%，但我不认为是线性的持续发展态势。关键是我们能不能从内部突破一些约束，这样我们的发展潜力可能就可以释放得更多一些。我的看法是，潜在增长率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给定的，还是要联系到我们本身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动能发生的一些变化，包括人口因素造成的影响等。目前我们潜在增长率，可能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所面临的一些约束，更好地释放增长空间。

张军：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约束在需求层面。我认为，应从整体上考虑力度更大的政策，来改善我们的消费需求。我一直强调，我们需要一个超级购买力。在地方政府面临财务约束越来越紧的情况下，这个超级购买力应与中央政府有关。因为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经济实力、主权信用等各方面非常好，中央政府应该更大力度地发行国债。过去我们可能依靠出口、投资等超级购买力，但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应该考虑更多地发行国债，解决购买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国家给家庭的转移支付，比如基础教育、教育等，还是相对比较欠缺的。从投资角度上，民营企业也面临类似的状况。

张军：“出海”对制造业大国来说是必然的。当一个企业具备核心技术，培养好自身品牌后可以出海，即便是代工企业也可能因成本变化选择出海，这是民营企业自己的选择。因为目前与发达国家存在贸易方面的摩擦，与相关国家的直接双边贸易可能受到影响。从过去经验来看，可以通过第三方转移一部分供应链，以此继续向我们的贸易伙伴出口。如果从政府角度，当然期待具备相应的政策支持。就去年全球主要国家海外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中国未来企业出海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而这个趋势也是不可改变的。

张军：消费从需求角度、支出角度来看是不同的概念，很大程度上与整个政策环境有关。如果将中国收入划为五等分，中等以下家庭的消费潜力更大。因为中位以下家庭的消费意愿更大，而他们受到资源的限制也更大，不能转化为相应的开支，所以我们应将有限的资源更多用于这类群体。看到这次两会上也有委员提到，国家应该为儿童与老人提供更多免费的服务。政府应该提高融资的规模，支持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帮助中国经济走出来，这样大家都会恢复信心。